“科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可以飞速拓展我们生存和认知的空间，但它并不能独立赋予我们的生活以全部的意义。”“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干脆放弃了对意义的寻找，沉湎于令人愉悦的空间性的事物中，越来越多的作家干脆放弃了文学最古老的职责，为消费时代提供廉价读物。但无论如何，空间性事物虽然可以令我们着迷，但本身并不产生意义，意义只能由时间性维度来提供。没有对于时间意义的沉思，空间性的事物充其量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荒芜”……

　　以上这段文字来自格非，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主。1月10日，清华大学首场“人文讲坛”开启，勾绘出清华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文路径。讲坛上，格非以“重返时间的河流”为题，反思当下现实生活中，当代人的时间被空间切割成碎片，生活陷入被动，生活的意义被消解的现状。

　　开设“人文讲坛”，用高水平的讲座滋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对此，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难的是文化建设，差距最大的，也是文化建设。”

　　——记者手记

　　有高水平的讲座才叫高水平大学

　　十几年前，北大出版社曾经出版一套系列丛书，《在北大听讲座》，共包括思想的声音、思想的力量、思想的魅力、思想的光芒、思想的灵光、思想的乐章、思想的风格、俄罗斯文化之旅、思想的精髓、思想的境界等19册。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大江健三郎、周汝昌、张岂之、戴锦华、谭霈生、厉以宁等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丛书的目录上。

　　这套讲座丛书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的人生智慧。由于“汇集了各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和观点”，被喻为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大餐”，而且“由于其严肃的学术品格和通俗的阅读形式”，被评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思想读物”之一，十几年来畅销不衰。

　　一套书多年畅销不衰，折射出的，正是高水平大学里，高水平学术讲座的魅力。

　　开展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在世界各国的大学，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帝国大学就规定实行“讲座制”，“讲座”是大学教育、研究的基层组织单位，也是财政预算的基本单位。当然，这里的“讲座”跟今天的讲座略有不同，但其作为大学人文与科学精神的载体和培养有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人才方式的宗旨是不变的。

　　据介绍，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当年访问日本时，中途受到胡适的邀请而到中国访学。之后杜威就以北大为基地，向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他的哲学和教育主张。在北大期间，杜威多是以讲座的形式授课，受其熏陶的听讲者不计其数，这甚至部分影响到当时我国教育的改革路线。胡适在送别杜威时还专门说到，一场场讲座中，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什么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结论，但他给了我们一个方法，帮助我们学会自己去解决一切特别问题。

　　百年前如此，百年后亦如是。今天，中国的大学不仅承载着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功能，还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要使命。而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正是中国大学完成文化传承使命的重要载体。

　　正因如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打造了自己的讲座品牌，如武汉大学的弘毅讲堂、中山大学的博雅讲座、北京大学的才斋讲堂、清华大学的人文讲坛等，在学校内外，这些讲座品牌均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不少高校校长表示，高水平的讲座，是为一流大学的一流文化奠定思想基础。讲座中，优秀学者发表公众演讲，阐述经典学说、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不仅可以体现最新的人文成就与思想成果，还可在高校内构建起人文思想持续发声的公共空间，推动人文日新、社会进步。

　　让“第二课堂”渐渐融入第一课堂

　　我们看到，随着高水平讲座之于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高校内，讲座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

　　2013年5月，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与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名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让同样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分属科学领域与文学领域的两位大家对话，形式不可谓不新。

　　当天的对话在诺奖颁奖典礼的传统音乐——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中拉开序幕，当谈到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时，莫言说，文学创作和科学有很多不同，文学关注人，科学关注自然界，文学家关注人类情感，科学家关注物质原理，严格地说，作家的创作也不是无中生有，很多作品都是经过现实人物想象加工的综合，但又不能和任何人对上号，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更自由的地方。

　　杨振宁则认为，科学更多是去发现，而文学更多是去发明，但两者都需要“妙悟”和“想象力”。尽管二人的立场不同，但都给现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独特的思考问题的视角，“火花四溅”。莫言和杨振宁的对话还涉及科学、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充满着对人生的思考，给青年学子带来了不少的启迪。

　　“如今，大学讲座也需要形式创新，一位学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