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汤汤的记忆里，语文课本是小时候最好的读物，每次发新书，她都会迫不及待地把最喜爱的语文书从头到尾先看个遍，然后眼巴巴地等着老师讲到 她最喜欢的那几篇课文。她小时候最喜欢的课文是《神笔马良》。同样喜欢《神笔马良》的还有作家孙卫卫，包括《小抄写员》《一碗阳春面》等都是他最喜欢的篇 目。后来读了《爱的教育》后，他才知道《小抄写员》是从这本书里选的，只是当年并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他上学时喜欢看故事性强的文章，没学前，很期待， 学过后，依依不舍，反复再读。应该说，正是语文课本给了他们最早的文学启蒙，为他们开启了文学写作的大门，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之路影响深远。

　　语文教材是孩子们步入汉语言殿堂的第一扇门，他们使用母语的能力，他们日后的表达和写作能力，都由此习得，他们在语文教材中所接收到的真善美的教育，形成他们一生的精神底色。语文教材在学生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什么是好教材

　　语文教材问题，历来为大家关注，从鲁迅被删到周杰伦进入，每次教材的改动都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学生到家长，从老师到作家，目前的语文教 材似乎很难取得各方满意。在近年的教改中，虽然语文教材与以往相比，无论在内容的选定上，还是在教学的编排上已经有显著提升，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语文教育家王尚文直言目前的语文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甚至令人担忧。“主要的问题是对汉语言文字应用这一语文课程的‘独当之 任’(叶圣陶语)重视不够，而对在此之外的其他任务则比较热衷，造成了我们的学生语文水平、语文能力普遍不太理想的后果。这和教材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以百分制计算，对于目前的语文课本，作家汤汤给出的分数是70分，失分的地方在于：鸡肋一样的文章偏多，营养不丰富，感情假大空，不能和孩子们的心灵发生碰撞。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被应试教育挤压得捉襟见肘，缺乏情怀和诗意。

　　作家邓湘子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认为目前的语文课本，主要是从教学与考试的角度来编选单元内容的，而不是从学生的心灵成长与语文素养的自然生成来确定课本内容。教育观念还比较保守，有较浓的说教色彩，童心的愉悦、审美的力量与思维养成的含量都有待加强。

　　“究其根源在于语文教育缺少对规律的探求，缺少真正的研究，更缺少追寻与坚守的勇气。”特技教师、儿童阅读推广人周益民坦言，“这个规律即是儿童究竟是如何学习母语的。无论教材的编制还是教学方法的运用，都应该以之为遵循的依据。”

　　教材存在的痼疾，从另一方面所折射出来的是语文教学能力的欠缺，“唯教材，教材至上，欠缺整合意识与能力”，对课文理解偏差，教育方法机械单 调，应试教育色彩浓重，目的太过功利化等等，这些都是目前的语文教学中仍然存在的问题。面对目前的语文教育水平，教材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教材编选的难度也 更为增大。

　　那么，什么样的语文教材才是好教材？

　　周益民认为，好的课文首先应该是符合优秀儿童文学标准的，即作品应该是文学性与儿童性的结晶体。其次，应该是便于儿童母语学习，并通过母语学习健全人格的。

　　从题材上看，一是贴近儿童当下生活的，二是描写儿童想象世界的。从语言形式看，那些充分展现母语之趣之美的作品，儿童更喜欢。孩子们不喜欢说教的、干巴巴的课文，他们喜欢语言有趣的，情感饱满的，情节生动的作品。

　　语文不同于其他学科，除了要学习文本的内容之外，文本的形式亦在学习范围之内。因此在课文的选择上，应该同时兼顾两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

　　以情感和语言的艺术性见长的文学作品，和强调应用性、信息性的文字作品，指向的是语文教学的两个不同维度，它们都是个体语文素养的重要构成部 分。方卫平认为，这两个维度其实是相通乃至统一的。比如，优秀的应用文、议论文同样需要讲究语言的艺术，只是这种艺术的考量与文学作品不尽相同；反过来， 文学作品也是语言的其中一种应用方式，它也在语言的通道中寻求着特定的意义和信息传递的实现，只是这种意义和信息的性质与非文学作品并不全然相同。语文教 学应当兼顾二者，不可偏废。

　　因此，对一篇进入教材的作品，应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既要有内容的标准，也要有形式的标准。邓湘子认为，所谓内容的标准，是指审 美、思维、启智方面的信息含量。所谓形式的标准，主要是指语言、体裁等要适合相应年龄段的学生。具体到语言上的标准，应该是优美、生动、纯正的汉语。真正 优秀的作品是经得起多角度标准的考察的。

　　黄岚是北京景山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她在日常的教学中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于课本各有偏爱：在低年级，儿童诗、儿歌、童话、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