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经典呢？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创造经典的鼎盛时期，而正是由于希腊、罗马古代经典的重新发现和探究，才有了划时代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循史为例，创造经典首先离不开对于传统经典的弘扬和学习，离不开对经典精神的敬畏和尊崇，离不开对于经典意义和价值的重新探究与挖掘。

　　经典时刻在影响着作家，但是如果只在一些当代作品中寻找经典的影子或者作家摹写的痕迹，如指出某个文本在具体情节和写作手法上跟经典类似或相像(这几乎是一种近于浅薄或粗俗的研究法)，那还不足以阐明经典中蕴含的全部意义，还不足以开掘出经典影响一个新时代的巨大能量。

　　经典总是常读常新的。但经典也有自己的命运，在不同时代体现出的价值并不相同。经典也在为自己的存续不断地开辟道路。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创造新经典的形式，实现了古代经典的新意义和新价值。在现当代的中国，有三个生产经典的时期：一是“五四”时期，这是西方经典在中国实现其价值的时期，西方经典开启了一场改变中国文化命运的新文化启蒙运动。鲁、郭、茅、巴、老、曹们的文学生产成为中国现代经典的重要奠基。二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激励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融入群众，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家中的赵树理、孙犁、贺敬之、丁玲、周立波，等等，都创作出了堪称一代革命经典的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衍生自“五四”一代的经典，在深入劳动民众和结合革命实践上作出了杰出探索。三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这无疑又是一个广泛接受西方经典影响的新经典生产时期，同样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经典反映了时代革新的渴望，虽然文学史尚未确定地从这一时期筛选出代表性作品，但我个人以为那个时代也是创造经典的时代则是毋庸置疑的。

　　21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及其进程的推进，必然会要求文化与文艺的伟大复兴，必然会要求新的文艺经典的涌现。经典的产生需要时代为其提供契机，也需要作家、艺术家们有更大的作为。文艺经典的历史告诉我们，作家首先要“向下看”，要对基层情感、诉求和疾苦有深切的体验，并准确把握基层劳动者对于未来的期待，确立起民间底蕴；其次，要对传统经典的意义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重探与发掘，让经典点燃思想，确立起价值和理念的文化底蕴；再次，要树立起文艺创作上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以“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来从事写作，为时代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确立起创造传世精品的强烈意识。

　　从当前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形来看，市场经济总在发掘着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和一次性消费价值，网络文学和“肥皂剧”的快速发展与膨胀大有将快餐文学进行到底之势。一些写实性作品只着重写实，既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又欠缺性格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深刻性与审美性。传统经典精神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写手”那里常常是被解构，而非被建构的；常常是被戏谑调侃的，而非充满敬意的。传统经典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一些读者欣赏趣味的下滑和不少创作者耐心的极端弱化——观察缺乏耐心，思考缺乏耐心，叙述缺乏耐心，炼意、炼字缺乏耐心……缺乏耐心是消费主义的密友，但却是精品力作的天敌。

　　现实生活、物质生存的沉重感和压迫感，使更多的人喜欢轻松愉悦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存，这是无可厚非的。文艺内涵的历史真实和崇高价值虽然可贵，但它们在业余时间给生活着的人们带来的往往仍是沉重感，甚至是悲怆感；而戏说历史、解构崇高的作品则常常带给人们更多的轻松快乐。这或许是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倾向在特定范围内也有一定读者基础的原因。人们消费作品就像消费食品，他们吃了食品，往往不会再考虑它们在肠胃里的存在；读者或观众看完作品后，一般也不太愿意再去思考，除了评论家，人们大多也不会去关切作品带给人们的兴趣、影响和意味。有学者称：“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而现实的情景常常是：重读的人群正在不断消失，即便他们手捧的是经典。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读者的趣味就是他们写作的方向，读者的阅读习惯就是他们码字所要遵从的原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一些作家那里异化为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读者(或观众)就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