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诗人王明韵近10万言、记录了40余年经行人生的散文《我的妥协之旅》，泪水夺眶。那自在酣畅的笔墨、敏锐丰富的感受、至情凝重的文 风，历现了沉重而真切的生命体验和过往未逝的历史，掩卷闭目，耳畔犹然响起普希金掷地有声的诗句：“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 (《纪念碑》)

　　命运给予的别样诗性

　　王明韵儿时患有耳疾，8岁时一次医疗事故后开始了漫长的耳鸣折磨：“不想不鸣则已，一鸣至今。”诚然，若非王明韵的诗集《长爱歌》《身体的十四 行》《放飞的鸽群》《六月雪》《虚构的手势》《废墟上的歌者》和其主编了10余年的《诗歌月刊》摆立案头，我无法想象他依然在心智快乐地活着、创作着、编 辑着，正如一位资深医生看了他的病例和症状后所言：“换了我，有100个我也都跳楼自杀了。” (《我的妥协之旅》)毕竟，在与其人、其文、其诗接触中，我丝毫感受不到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生命的阴面”。 王明韵是善于“把幸福快乐传递或感染给他人”的人，他的作品并未突出地将疾病作为诗歌画布上的医学图景，相反，他对生活的歌吟，阳光一般照射和萦绕着我的 记忆，如同他在《听布拉姆斯的钢琴奏鸣曲》一诗中所写“我是多么热爱闲散、庸常的生活呵/热爱树木和禽兽的气息/当晨祷的钟声，灌满怀抱/每一个饱满的音 符都让我魂不守舍”。

　　不是绕避“生”与“存”的危崖，而是从被动到主动地去接近、洞见不可知的苦痛的本源和意义；不是退缩在磨难的消解中，而是加厚人格的热力和光 亮！究竟是什么使诗人从疾患中站立起来，而不是障碍在病痛的暗影里蜕变病态的人格？《我的妥协之旅》用近一半的篇章情志深切地书写了40载人生挥之不去的 病苦，不再有丝毫幽怨，耳鸣似乎已然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诗人亲切地正视、爱怜着这“割舍”不去的病症。

　　正常状况下，难中疾病可以成为人精神的检验，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身健智残的人不堪生命之“轻”的敲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 喻》中说，“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疾病作为普遍的生命经验，具有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特征。这些分 析加重了我对诗人健全、阳光人格形成的探究，甚至有某种好奇的惊异，带着急迫的求问心理，我迅速阅读完《我的妥协之旅》前六章，其间呈现了诗人精神质变的 履历。

　　耳疾伴随着失眠、头痛，那些苦不堪言的经验最初在某种程度上异化过、分裂过诗人，他有过 “死亡，死里逃生；耳鸣，却又如天罗地网，让我无处可逃”的烦恼、恐怖和痛苦。诗人曾经自我伤戮、自我“天问”似的问责，自我摧残当然徒劳，直到有一天， 诗性的美善、亲友的挚爱、人与自然之道让诗人领悟到尊重与尊严，耳疾使诗人对生命价值、生存方式和写诗的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深度伸向很多本质性的原点，并获 得了人格实践的支撑：“疾病，没人想要的礼物，我收下了，我贮藏。”

　　诚然，耳鸣在生理方面给诗人制造了永无止息的噪音，可贵的是，这强悍的病魔没能在诗人的灵魂深处刻印下无法愈合的伤痕，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诗性之 爱，疗治了诗人肌体和心理上的创伤，领悟的背后，诗人的精神人格得以坚实地确立并强大起来，诗人以常人无法想象的乐观和坚毅，热情地探触着生命幽微的脉动 和温度，历练和提升着情思的纯善之美和精神境界。我当然不能说这是王明韵的偏得，但至少，它是命运给予诗人的一种别样的诗性，我想这可能正是诗人写出其病 患的潜命题。

　　以良知和责任之桨摆渡诗江湖

　　策兰将诗人比喻为摆渡人。而海德格尔关于河流的比喻提示我们，诗人——摆渡人是一种稀有的个体，运送着那些无法言说的原始语言，跨过了沉默的海 湾，到达了诗性的语言中。诗人——摆渡人这一意象，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跨越了沉默的障碍。在王明韵身上，诗人——摆渡人的含义被扩大了，因为他还是资深的 诗歌编辑，一个有独立之精神、无私奉献的责任心、敏锐的辨析精神和创新魄力的诗歌编辑。每每面对棘手但优秀的作品，他摆渡者的引航姿态尤为鲜明。

　　“《诗歌月刊》选稿用稿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好诗标准。”在《我的妥协之旅》中，王明韵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编刊背后的故事，这些史料立 体生动，每一个细节都吸引着我，在其不着笔墨色调的书写中，我感受到了他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