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去山西寻访老陈醋，走到太原西南的赤桥村，和“豫让桥”撞了个正着。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汾桥下架水，在并州晋阳东一里”，所说的就是这座桥。读过《史记》的人们，即使没读全“十二本记”，但《刺客列传》是一定会专门挑出来读的，因为里边有中国最精彩的故事，为民间说唱和戏曲所传诵，早年间妇孺皆知。其中“豫让刺赵襄子”是我最喜爱的一篇。

　　豫让的故事具备了优秀故事原型应有的全部重要因素。首先我们看主人公豫让的身份。他是晋国权贵智伯的幕宾，曾亲口证实：“至于智伯，国士遇我”。这也就意味着，“刺客”豫让并非职业刺客，而是曾被权贵礼遇的知识分子或有特殊才能的人物。所谓国士，《辞海》的解释最简单：“旧称一国杰出的人物”。至于“国士”这一身份的微妙与复杂，我们有机会再谈。

　　这个故事的背景本身就充满趣味性，智伯、韩、赵、魏四家权贵原本是同谋，族灭当权的范氏和中行氏，瓜分其封土，并驱逐了晋国国君。然后，四家内斗，势力最大的智伯被野心家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击败并族灭。于是，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挟迫周天子将他们晋封为新诸侯，这件事是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故事里，赵襄子当然不会被刺杀，死的必定是豫让，结局读者早便知道，然而，故事怎样走向结局，豫让刺杀赵襄子过程中的戏剧性和强烈的感情抒发，才是故事真正的趣味。

　　因此，从故事开篇，由“知识分子”变身为“刺客”的豫让便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而他的故事驱动力和行动目标，则是他要为已死且无后的智伯报仇，杀死赵襄子。在这一点上，豫让比“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在前途上更无望，但这也就越发凸显了这个故事和主人公的伦理价值，此乃孔夫子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豫让为第一次刺杀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伦理上他先表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这段话中有两重意思，一、他的动机是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二、他自知必死，而且是自觉赴死。“春秋尚义”，豫让受到智伯“国士”的礼遇，在智伯被韩、赵、魏三家灭族分地之时，他依照“春秋之义”，本应战死或自尽报主。只是，他身边没有公孙杵臼那样的诤友，像责备程婴那样当面责备他“胡不死”，因此，他只能在赴死之前自己表明心迹，这是知识分子该当要做的事。“士为知己者死”是豫让清楚明确地向世人展示出来他的故事的第一层意义。

　　怎样看待豫让在细节上的准备，历来史学家颇有分歧。中华书局标点版《史记》的原文是：他“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分歧在于断句，豫让前往刺杀赵襄子，改名换姓是必须的，“变名姓为刑人”的“为”，在这里是“充当”或“冒充”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是“豫让改名换姓，冒充服刑的罪人”。但是，如果换一种断句方法，变成“乃变名姓，为刑人”，这里的“为”就成了内容丰富的行动，是动词。汉代桓宽《盐铁论·周秦》：“春秋罪人无名号，谓之云盗，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依据此旁证，豫让的“为刑人” 应该是自宫，让自己“变成为” 绝人伦的刑人。

　　我属于看热闹不怕事大的那种读者，支持后一种观点，豫让的“为刑人”应该是“自宫以绝人伦”，这是他为了行动成功押上的第一份风险价值。从塑造主人公的角度看，“为刑人”对读者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远远大于简单的“慷慨赴死”。让故事吸引读者的办法有许多，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挫败和折磨主人公，在这方面，太史公司马迁可谓斫轮老手，他不会放过这么关键的戏剧因素。

　　豫让的第一次行动必然失败，同时还留给赵襄子一个自我塑造与自我宣传的机会。从《史记·赵世家》看，赵襄子像每一个野心家一样，有着过人的机敏和智力。在赵襄子抓获“涂厕”的豫让并问明情由之后，他感叹道：“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