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招待北欧某作家代表团的席间，我和我的一位搞翻译的朋友应邀用汉语和英语同时朗诵了我的诗《掌上的心》：“如果我能把心放在掌上／像红红的草莓／放在厚厚的绿叶上……”后来，那位魏安娜女士告诉我：“你的诗，风格很像表现主义的。”

　　我想她也许是对的。

　　表现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文学的标签，已经被人们使用了上百年。最初，人们把整个词还只限定在美术上，如梵高一类，以强烈的色彩，极其夸张的表现他内心曾变形的外部世界。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表现主义被赋予了更为深奥和复杂的内容。人们甚至从尼采、从惠特曼、从斯特林堡、从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都感受到了表现主义的力量，有的干脆称这些人为表现主义的先驱。

　　我之所以称魏女士说《掌上的心》有表现主义意味是对的，恰恰是从这首诗在表现精神方面的强烈程序上来讲的。

　　把心，放在掌上。这个行为是夸张到极致的，在生活中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人们要求被理解时的一种口头语：披肝沥胆，赤诚相见，或者，“真想把心挖出来给你看！”这是一种表白，也是一种行为。尤其是当一个人在被误解、或不被理解时万般无奈的困惑。把这种司空见惯的感觉放进诗里，表达某种情绪，便会有强烈的震撼力。

　　而在表现把心放在掌上这一意象时，又反复使用了“红红的草莓，放在厚厚的绿叶上”，这是一种很恰贴的比喻，他把心放在掌上那种血淋淋的形象，变成了一幅很美的自然图画。让这种不可能发生的行为，成为可感可及可视的情景。人们没有见到过心在掌上闪耀却不止一次地会见到草莓在绿叶上闪耀。后者，对前者是一种强调和加固。这样，如果人们再看到草莓，就会想到那是一颗放在掌上的红润的心。

　　对于这种内在精神的强烈表现，我在过去也反复使用过，有一首《石榴》就是如此，这首诗大约完成在十年以前：我的胸脯已经裂开，你看看、看看，总该信了吧，我的心。

　　晶莹的、粉红的颗粒，是七月的雨留下的点点纯真。

　　尝尝它吧，甜的害怕岁月的磨难我曾用苦涩把它包得紧紧。

　　也许《石榴》过于拘泥于意象。但我觉得把一个人们常见的裂开的石榴，比作剖开的胸脯，已很有生机、很为强烈了。为了不被岁月的磨难摧毁，这种心迹曾用“苦涩包得紧紧”。纯美的心，是晶莹的、粉红的、甜甜的。同样，写了一种可视可感可及的思想。封闭和包裹却被视为一种痛苦，要求向世界表白心迹成了诗人一种强烈的愿望。

　　这些诗比起那种只追求一些印象、一些象征，就要更深刻一些。有段时间，我也写过一些表现直觉印象的诗，甚至觉得这些生活中的印象写起来扑朔迷离，很有意味，像《白杨》：“我已经忘了你的形象／只记得绿色的叶子上跳动着金黄的阳光／我闭着眼睛不看也不想／可是你总逃不出我的梦乡。／我知道，光线是我的向导／让我偷偷把你爱上／爱你那跳动着雨点一样阳光的叶子／我的苗条的、英俊的白杨。”

　　我记得，这是在午后，杨树叶片上翻飞滚动的点点阳光留给我的印象所引出的诗意，我甚至感到那“阳光像是雨点”。而跳动着雨点一样阳光的叶子，便是我心灵中白杨的全部。情感是淡淡的、恬静的，是浸泡在回想与捕捉中的一种思念。

　　“表现”作为一种手段，我以为比“印象”更强烈、更生动和深刻。因为，它更夸张。

　　我细细地分析自己的这些创作，是想说在当今，只要你肯学习、你的诗就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大量涌进的外国文学所提供给我们的启示和借鉴。

　　关于借鉴与继承的问题，早已成为一种战争中壁垒分明的双方。理论的争执，使我们常常远避三舍，但终于仍难免误伤。浅薄的理论家和一些读者，总以一两首诗，把个一诗人划为传统派和现代派，这种划分，又使一些沾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