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当年由丁玲同志主持工作。刚解放时丁玲同志访问苏联，蒙斯大林同志接见。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有没有培养作家的机关学校？丁玲同志说没有。斯大林说，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高尔基文学院吧。丁玲同志参观了，回来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最后是毛主席点头，建立了中央文学研究所。

　　第一期学员有陈登科、马烽等同志。陈登科已发表了《活人塘》，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很著名的一篇作品。那时候的学员大多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有生活。陈登科的《活人塘》是被汪曾棋发现的。后来让赵树理看，赵树理说，这东西写得好！赵树理帮助他改稿子，有的段落还帮他重写。陈登科的小写得很好，不过他那笔字不好认。他善创造字，那部稿子里的“马”都没有四点。汪曾祺看着那部稿子，念“马”吧，没有四个点，而且前后句子连接不上，不念“马”吧，又想不起来应该念什么。康濯说，我猜这字念“趴”，马看不见腿一定是趴下了。写信问陈登科，他说还是我们有学问，这个字就是念“趴”。

　　所以我们这些人来文学研究所学习，一是要提高文化水平，二是需要系统地读些文学作品。

　　我只读过四年小说。我读小说是看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开始的。张恨水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我12岁当八路军，13岁精兵简政叫我回家，因为我个子太小，被简了下来，给我了40斤小米，几丈布算复员费。但我必须离开老家山东，因为我当交通员，一天到晚往日本鬼子炮楼里钻。上级一是考虑我的安全，二是怕万一日本鬼扫荡发现了我，经不住考验。之后，我就到京津一带找生计，流浪于街头做苦力。我在以后的作品中，描写北京街道便是得益于我当时流浪街头上生活。后来，我由天津招为劳工，乘船到日本山口县当了近两年时间的劳工，到了一九四五年，由于美军轰炸，日本政府开始流散城市人口，我们这批劳工又被运回中国。

　　回到中国后我就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参加了新四军。开始是干勤务兵。后来文工团演戏需要小孩，还要会说普通话的小孩，我就进了文工团。于是开始接触文艺。我管道具点汽灯，也看另人排戏。战争打起来后，号召文艺工作者表现工农兵，当时新西军文工团许多演员来自上海，他们不会写工农兵，更不会编快板。我就试着篇。看见大部队从路上过来了，前面是人，我就打着板儿说：炊事房，饭菜做得香，到前线，又打鬼子，又缴枪。团长一看我比上海大演员编得好，发现我有点写作天才，所以以后除了点灯，还写快板宣传小品。

　　解放后，我在北京文联工作，在赵树理手下编《说说唱唱》。从朝鲜慰问团回来，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发表了，得了六十一万稿费。（旧币）到了八。一建军节，赵树理又让我写，写了又发表了。我觉得当作家太容易了，没什么了不起。只要能编就行。

　　我开始学习文艺理论。从此一篇小说发不出去。每次写小说之前，我都要先考虑小说吻主题，怎样通过小说教育老百姓，提高他们的革命意识，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活本质。结果一年多一篇小说没发。我这才认识到写小说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需要学习，就进了文学讲习所（此时已更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习班。我认真读书，每天规定不低于五万字。听曹禹先生的课比看他的戏还有意思，非常精彩。但我回去写作品的时候，我发现曹禹讲的一句用不上。我问曹禹先生：“你讲的课大家很爱听，但真的写起来，为什么都用不上？”曹昌先生说：“小邓，这写了一辈子，我一讲你们都用上了，我吃什么呀？”曹昌先生说：“说真的，作家的真本事一个钟头就说完了，给你们讲二个半小时，至少一个半小时是废话。”我又问：“那一个小时的要点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小时也没有，也就有十五分钟。其实十五分钟都用不上，就一句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