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才子
盛世文豪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所以，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俸禄从比三百石到比六百石不等。另据司马贞《史记索引》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也。”而当时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到一千石，由此可见相如官职之卑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几篇。
首先，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其次，《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全文只有158个字，写得情致蕴藉，感既深沉，警策凝炼，与《天子游猎赋》的铺排夸张、雄浑宏丽形成对照，开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
再次，《长门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描写被锁闭深宫中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表现她们的孤独和哀愁，暴露了封建宫庭的阴森黑暗，可谓文学史上宫怨体的滥觞。作品善于描写景物，烘托气氛，以情景交融的笔触，把人物感情的起伏跌宕写得维妙维肖，委婉动人，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谕巴蜀檄》写于元光五年（前130）。当时，唐蒙从巴蜀通夜郎，由于处置不当，引起巴蜀民众的惊恐，汉武帝便命司马相如责备唐蒙，并作文告谕巴蜀民众，一方面说明唐蒙“发军兴制”等举措并非朝廷之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巴蜀吏民理解和支持“通西南夷”的行动，迅速达到了安定人心的目的。《难蜀父老》写于元朔元年（前128）。当时，为“通西南夷”而修理道路的工程已开展两年，尚未修通，民力消耗很大，朝中一些大臣因此认为“通西南夷”毫无益处。司马相如力主恢复秦朝便已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得到武帝赞同，于是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获得成功，为加强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贡献。《谏猎疏》大约写于元朔六年（前123）。其时，司马相如随汉武帝到长杨宫打猎，便写了此文，着重从保卫皇帝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的角度来劝武帝不要“自击熊豕，驰逐野兽”，而没有进一步指出耽于田猎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意义显得比较狭隘。《封禅文》则是司马相如临终时留下的“遗札”，它颂扬了“大汉之德”，主张举行封禅典礼，颂扬国家的兴盛强大，体现中央王朝的尊严声威。但文中对[西汉]王朝溢美过甚，颇有周颂的遗风。后代许多文人在褒美本朝，粉饰现实时，往往仿效它的写法。所以，《封禅文》在历史上是起了一些消极作用的。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贾谊当作和屈原一样关心国事而不遇其君的进步作家来尊敬和同情的，而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服鸟鸟赋》，著名的《过秦论》则附于《秦始皇本纪》之后。而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南朝梁著名作家沈约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即屈原）、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写道：“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他还以司马相如自比，自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这样称颂司马相如：“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在阐述其著名的“不平则鸣”说时，认为“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指出：“昌黎（韩愈）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类似评价，不胜枚举。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最精炼，最权威：“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诗名天下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谢灵运的诗歌虽不乏名句，但通篇好的很少。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但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谢灵运除诗歌外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划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谢灵运还于元嘉间奉诏撰《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36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谢灵运集》19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谢康公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另有明代李献吉等辑刻的《谢康乐集》。近人黄节也作有《谢康乐诗注》等。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他之前，整个东晋诗坛上“玄言诗”占统治地位，这种诗以堆砌一些老庄思想和《易》理（后来又加进佛理）的抽象词句为其特色，弄得诗歌“平典似《道德论》”，少有生动的意境和机趣。谢灵运的山水诗打破了诗坛上的这种沉闷滞浊状态，给诗歌注入了清新气息，带来了新的局面。从他以后，写玄言诗的人就大为减少，写山水诗却蔚然成了风气。所以谢灵运在扭转当时诗风方面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他堪称是山水诗的鼻祖，这也就是他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
唐代诗鬼李贺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称他为李昌谷。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但其家已没落。他“细瘦通眉，长指爪”，童年即能词章，15、16岁时，已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齐名。元和三、四年间(808～809)，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避父讳不举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但贺终不得登第。后来做了三年奉礼郎，郁郁不平。在京时，居崇义里，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为密友，常偕同出游，一小奴骑驴相随，背一破锦囊。李贺得有诗句，即写投囊中，归家后足成完篇。母郑夫人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后辞官归昌谷，又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依张彻一个时期。一生体弱多病，27岁逝世。死前曾以诗分为四编，授其友沈子明。死后15年，沈子明嘱杜牧写了序。人们出于对李贺的怀念，传说李贺临死时，见天帝派绯衣使者相召到天上白玉楼作记文；又传其母一夕梦见李贺，说他正为天帝作白瑶宫记文（李商隐《李贺小传》及张读《宣室志》）。昭宗时，韦庄上奏请追赐李贺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职。但因宫廷发生事变，所奏被搁置。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高轩过》赞韩愈作赋“笔补造化天无功”,也可以作为他的自我评赞。他的诗,包括四方面内容：
1、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其地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达官贵人所往来，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了解,给早熟的诗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后来旅游南北,出仕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其中讽刺唐朝宫廷酣歌宴舞,夜以继日的佚乐生活的，如《秦王饮酒》；隐约反映宫廷事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批判宪宗求仙的,如《仙人》、《昆仑使者》；反对藩镇分裂所造成的灾祸和歌颂削平藩镇叛乱的，如《猛虎行》、《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反映权门贵族飞扬跋扈、骄奢淫佚、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神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意》；讽刺宦官当权、贤才失志的，如《吕将军歌》、《感讽六首》其三、其四、《绿章封事》；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的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迫害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同情宫廷失宠妃嫔的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反映少数民族军事反抗活动的，如《黄家洞》;反映险恶的吃人社会、正直之士遭殃的,如《公无出门》、《艾如张》；抨击科举制度不能选拔真才的，如《送沈亚之歌》、《仁和里杂叙皇甫□》等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这些诗篇少数用五、七言古诗,而大量运用乐府形式,或借用旧题,或自创新题,大都凝炼而绚丽。有的含义隐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杜牧以为“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李长吉歌诗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王”两派乐府外，李贺诗别开境界,独树一帜。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这是李贺诗最重要的部分。
2、个人发愤抒情。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的消沉情绪，但如《崇义里滞雨》、《赠陈商》、《浩歌》、《致酒行》、《春归昌谷》、《南园》其五等篇中，反映了在官时的生活感受，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不满，表现了“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但又不甘沉沦,发出“世上英雄本无主”,“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云”的豪言壮语，满怀着“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这又是李贺诗思想感情基本的一面。而在《日出行》、《苦昼短》、《天上谣》、《梦天》、《相劝酒》、《官街鼓》等篇中，则表现了悲慨时光迅速、人生短促的消极一面。
3、写神仙鬼魅的题材。李贺是一个青年诗人，但在他作品中出现的“死”字却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反映了他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无可奈何的心情；“依稀和气排冬严，已就长日辞长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十二月》），则透露了他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他在两者的矛盾中，探索摆脱死亡的途径，于是产生了对神仙境界的奇妙幻想。王母、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浦、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奇丽谲幻之观。而在《古悠悠行》、《拂舞歌辞》、《官街鼓》、《神□》等作品中，则写到神仙的虚诞和沧桑的变化。既然死亡无法逃避，于是又出现了对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曲》）。幽灵出没，阴森可怖。宋人钱易、宋祁等因此称李贺为鬼才。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序》），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4、咏物等其他题材。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象《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暴露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欣赏态度。
李贺诗的艺术特色,是想象力非常丰富奇特,惨淡经营,句锻字炼,色彩瑰丽。如“羲和敲日玻璃声”、“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湘妃》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他也有少数明白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他较多地写古诗与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七律诗一首也不写,表现了他不满于当时诗风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受齐梁宫体诗的影响,借鉴了它们的词采,也沾染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因为过于注意雕琢，有的作品也有词意晦涩和堆砌词藻的毛病。但从基本成就方面看，则正如他所赞赏韩愈的作品那样,是“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高轩过》）的。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杨维桢，清人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李贺诗集，自编为四编本授予沈子明，收诗223首。北宋以来流传的《李贺集》4卷本，都是219首，卷数与自编的相同，而篇数不同，编次也很零乱，并非准确编年。又有5卷本的集子，是4卷外加上《外集》1卷，诗23首，与4卷合计，共242首，篇数也和李贺自编的不同。5卷本今有汲古阁校刻的北宋鲍钦止本、董氏诵芬室及蒋氏密韵楼两家影刻的北宋宣城本流传，集名为《李贺歌诗编》。又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南宋本，集名为《李长吉文集》，无外集。又有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影印的蒙古刊本，集名《李贺歌诗编》。
注本最早的是南宋吴正子注，有日本印本和通行本流传。后有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姚文燮各家的评或注。还有陈本礼《协律钩玄》、黎简评本和吴汝纶评注本。
李贺生平，有李商隐《李贺小传》、新、旧《唐书》本传、《宣室志》、《幽闲鼓吹》、《摭言》,还有朱自清的《李贺年谱》和钱仲联的《李长吉年谱会笺》、《李贺年谱会笺》可资参考。
天才浪子李商隐
李商隐（八一二－八五八），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开成二年（八三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补宏农尉。年轻时即以文才受令狐楚的赏识，可是李商隐却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之女结婚。当时牛李党争正在尖锐时期，令狐楚是牛党，王茂元则是与李党有关。宣宗即位以后，牛党当权，令狐楚儿子当了宰相，打击一切与李党有关的人，从此李商隐一直被压抑而抬不起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
李商隐是唐朝一位有着独特成就，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大家的评价又极为分歧的诗人。他的诗，有的是直接对时事政治表示态度的；有的是托古讽今，歌咏历史题材；有的是抒写友朋生死之情的；有的是感伤身世之作，而人们最熟悉的则是他的爱情诗。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多愁善感和繁博的事象及复杂的意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像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琉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绣织丽字，镶嵌典故，包藏细密，意境朦胧，对诗的艺术形式发展有重大贡献。著有《玉溪生诗》。
李商隐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诗以七律成就为最高，其他五言、绝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他的诗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寄托极深，?艳绮丽，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于利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通过想象、联想和象征，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他的“比兴”取法《诗经》，“美人香草”效仿《离骚》，深厚沉浑得杜甫诗神髓，绮丽的想象、用语则直接得益于李贺。如果说李贺的诗偏于想象，则李商隐的诗重于象征。
李商隐的诗于宋初十分流行，“西昆体”仿效义山诗的用典，后成为西昆诗派，但只是机械地学到了堆砌辞藻，而不能得义山诗的神髓。
李商隐的咏史诗借古讽今，毫无顾忌，如《马嵬》二首直指唐明皇“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样“指斥乘舆”的勇气在政治宽松开明的唐朝也并不多见；而《咏史》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北齐》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等诗句都是对唐敬宗奢靡之风的直斥和讽喻；名篇《贾生》：“夜半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斥责晚唐诸帝求仙访道炼丹图长生，并因此误国的荒唐行为。《行次西郊一百韵》则真实地描写了甘露之变三年后兵祸旱灾后民不聊生的情形，并追述了百余年来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从今昔对比中探求政治的出路，忧国忧民，颇似杜甫的《北征》。
李商隐的爱情诗成就极高，他的《无题》诗十余首，取前两字为题而实质是无题的诗又有十余首，如《锦瑟》、《碧城》、《为有》等，其他似有题而实无题的诗若干首，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写幻想，写伤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他的《锦瑟》文字锦绣华美，字面意义易于理解而内容极深，历来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称。此外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也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与李贺一样，李商隐也善于写梦；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在李商隐的诗中，这两种境界水乳相溶，借梦寻得对痛苦人生的解脱，借梦寻得灿烂美丽快乐的人生。如“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十年长梦采华芝”（《东还》）等。
李商隐的诗固然是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百代文宗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出生于苏州嘉兴县，祖籍中山。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贞元二十年，与柳宗元等人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事败，被贬为朗州司马。
唐元和元年(806)至十年，刘禹锡居武陵城东招屈亭旁普通民宅，过着“孤囚’’般的生活。但他并未沉沦，常以屈原的精神激励自己，在写给宰相杜佑的信中，申明参与政治革新是“尽诚”、“循公”，虽遭诽谤，但坚信“日月至焉，是非乃辨”。刘禹锡是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在常德，他创作了200多首诗词，占他一生创作诗词的四分之一。他创作的民歌体诗，艺术成就很高，如《采菱行》、《竹枝词》、《踏歌词》等广被人口，传唱至今。在常德，刘禹锡参与柳宗元与韩愈之间就天人关系展开的论战，创作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天论》，明确支持柳宗元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还写了如《华佗论》等一系列文笔犀利的政论文章。刘禹锡支持当时的朗州刺史推介桃花源，直接描写桃花源的诗有《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八月十五日夜桃源观月》等，还题写《桃源佳致》并刻碑，流传至今。他写的《善卷坛下作》、《登司马错古城》、《汉寿城春望》等访古记游诗，揭示和保留了常德厚实的文化沉积。
刘禹锡调离常德后，因赋《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讽刺权贵和当政者，政治上仍不得志，转徙外任连州、夔州、和州等地刺史凡14年。大和二年(828)，奉调京都为主客郎，再赋《游玄都》诗，传为佳话。晚年，调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常与白居易唱和。逝世时70岁。著作有《刘梦得文集》40卷传世。
刘禹锡广泛汲取民歌的营养，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贬地创作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又独到的。这些民歌体小诗抒写清新自然，生动活泼，情调淳朴温馨，意蕴深远。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的民歌小体对后人影响很大，后世文人竞相效仿，堪称诗史上一大创举。
一生风流唐伯虎
概括唐寅的一生：问唐衢痛哭何为，纵使青云无望，却赢得才子高名，在将相王侯之上；继宋玉招魂之后，此番苍墓重修，更装点横圹美景，替湖山花月坛妍。
唐伯虎，明朝人，因生於寅年寅时，便取名「寅」，因为寅为虎，又取字伯虎，后改字子畏。父亲唐广德，经营一家唐记酒店，自幼聪颖，能诗擅画，十六岁便中秀才，十九岁娶徐氏。徐氏文静秀气，温柔体贴，夫妻恩爱，正在他意气风发时，父亲突然中风过世，母亲因太悲伤也随父亲而去，后又惊闻妹妹在夫家丧亡，心爱的妻子在生育孩子时，产后热盛，悄悄离世。可怜的小婴儿在出世三天后，也随亲娘而去，亲人接连病故，打击甚大，使他意志消沉。后在好友祝枝山、文徵明等的鼓励下，重拾古文，发愤苦读，结果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时名遍南京城。二十七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当唐寅上京考取进士时，被同行的同乡都元敬出卖，被诬告行贿主考官，拖入刑堂棍打，押入大牢。几番周折，后经证实，释狱后，落魄潦倒，妻子何氏离他而去，弟嫂要求分家，此时幸有好友、九娘(青楼女子)在精神上援济他。后来，他娶了能干贴心的九娘为妻，自此也潜心作画，在青丹上大有进展，他和九娘育有一女，九娘三十七岁即因操劳过度而过世，享年五十四岁。
「吴门四才子」之一的唐伯虎少年顽皮；青年时风流；中年后，玩世不恭。所以世人将他的一些故事添枝加叶，以至於编造成许多传奇小说，例如：唐伯虎三点秋香等等。关於传说中唐伯虎的故事未必完全真实，但透露出这位才子画家性格上的风流狂放，不居礼法。有诗为证：唐伯虎，才气放，武夷游，洞庭荡；称才子，风流样，隐苏州，装颠狂。传画艺，名声响，孤骜图，意清朗；松声图，雄伟壮，松与泉，合声唱。
当时，唐伯虎是明代有名的画家。所以，许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想仗著自己的权势，向唐伯虎要几幅画，但唐伯虎生性不畏权势，而好结穷人。就因如此，所以唐伯虎宁愿作画送给穷人，也不愿理会那些高官贵人。从前有本叫《九美图》的书，讲的是唐伯虎娶了九位美女的故事，情节很离奇，其实历史上并没有这桩事，不过唐伯虎画九美图倒是真的。九美图的由来，是祝枝山有一次去拜访唐伯虎，而与唐伯虎打赌，只要唐伯虎能在一年内，将苏州城里有名望的小姐，画出十张美女图来，祝枝山将付给他三百两银子。但当时唐伯虎却忽略了：大家闺秀，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来十张美女图？这时，书僮唐兴建议唐伯虎，每月初一、月半到玄妙观去，必可轻易的得到十张美女图，但唐伯虎只完成了九张，而这九张美女图也就因此被保存。
历史上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坎坷的生活，形成了唐伯虎傲世不羁、蔑视权贵的性格。他在一首诗中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反映了他宁愿贫穷，也不趋炎附势的性格。清高傲世，必然开罪了达官贵人，因此，唐伯虎的生活并不富裕。他在一首诗中说：“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生活窘迫得几无立锥之地了。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青山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直接了当地道出了生活清苦的状况。唐伯虎死时贫穷，无力安葬，只得在住宅边暂痤。如今，在苏州桃花坞唐伯虎住宅遗址附近，有一条名曰“唐寅坟”的小巷。直到二十年后，由唐伯虎的亲友凑了钱才将唐伯虎灵柩迁葬於城西横圹王家村。
人间大隐李渔
李渔（1610～约1680）清初戏曲家，取名仙侣，后改名渔，号天徒，又号笠翁，兰溪人，自幼聪颖，及长擅古文词。朋崇帧十年（1637），考入金华府。41岁去杭州，后移家金陵，游历四方，广交名士。清康熙十六年（1677），复移家杭州，于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约卒于康熙十九年。
李渔素有才干之誉，世称李十郎，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演出经验。他重视戏曲文学，曾说：“填词非未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他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词曲部，以结构、词采、音律、宾自、科译、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以选剧、变调、授曲、教自、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对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闲情偶寄》除戏曲理论外，还有饮食、营造、园艺等方面的内容。李渔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说：“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托之空言，稍舒蓄积。”可见此书足能反映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他所著的戏曲，流传下来的有《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慎骛交》、《凰求凤》、《巧团圆》、《意中缘》、《玉搔头》（以上十种合刻称《笠翁十种曲》）、《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错记》、《补大记》及《双瑞记》等19种。其中，演出最多的是《风筝误》一剧。此外，有小说《无声戏》、《连城壁全集》、《十二楼》、《合锦回文传》、《肉蒲团》等。李渔在金陵时，别业称芥子园，设有芥子书。李渔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编《芥子园画谱》，流传甚广。
李渔的戏曲创作数量虽多，但大都为滑稽剧和风情剧，且多情趣低下，甚至流于猥亵之病。就思想内容言，《十种曲》中只有《比目鱼》和《蜃中楼》较为可取。前者写谭楚玉和刘藐姑的爱情故事，刻画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后者把柳毅传书和张羽煮海两个故事糅合在一起，歌颂了男女主角为了维护爱情的反抗精神和行为。但自清代以来,通常认为《风筝误》是李渔的代表作,此剧写韩世勋与詹淑娟婚姻故事,情节曲折,误会丛生。李渔的小说虽大都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但亦多格调低下，思想陈腐之病。所写内容以男女婚姻为主，情节比较曲折。
李渔在戏曲理论方面却取得杰出成就。《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实为戏曲理论专著，后人录出单印，名《李笠翁曲话》或《笠翁剧论》。《词曲部》论戏曲创作，含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项；《演习部》论戏曲表演。李渔在编剧技巧方面作了系统、丰富而精到的论述。他十分重视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的特征,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要求编剧之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他充分认识到戏剧结构在剧本创作中的重要性,声称"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并就结构问题提出了"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具体方法。他强调宾白的个性化，即所谓"语求肖似"，"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又提出戏曲之格局要求"小收煞"处，须"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最后的"大收煞"既要使重要角色"大团圆"，又要注意"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诸如此类，都堪称卓见。李渔的戏曲理论亦有糟粕，如强调维系封建教化、"务存忠厚之心"、点缀"太平"景象等等。但就对编剧技巧的探索而言，则在继承王骥德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经验，把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才子纪晓岚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纪氏迁献后主要从事农业，由于原来家底厚，很快成为献县富户，但比较开明。某年，遇大灾，流民甚多。纪氏舍粮放粥，招官怨被诬入狱，并令其自己出钱盖牢房，凿水井。水井凿于县城东门外，人称纪家井。此后纪氏锐意读书仕进，成为书香门第。至明末，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的变乱，家道中落，四散奔逃，纪晓岚的两位伯曾祖避乱河间，城破被杀。但稍一安定，“便勤铅椠，再理丹黄”（纪钰碑文），读书不辍。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又兼人已言之，己不欲言，故其卒后，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所以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大清奇才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立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并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浪漫诗僧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是他的法号。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小名三郎，学名玄英，香山（广东中山）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广东，母亲留在日本。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由此可见苏曼殊在青年时代即学识渊博，灵慧敏捷，否则他小小年级是无法弄通深奥的曹洞宗经义的，而且曹洞宗选中苏曼殊为传人，也恰好证明苏曼殊在佛学方面的精深造诣。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学成后回国，在日本其间，参加国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倾向于民主革命。苏曼殊不但是一位佛学渊博的僧人，他还是位多才多艺的才子，他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在佛学上他着有《梵文典》，《汉英辞典》，现存的著作有《文学因缘》，《焚剑集》等。苏曼殊英年早逝，于1918年病逝于上海，年仅34岁。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画卷，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薄田》、《淀江道中口占》等。苏曼殊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除诗歌外，苏曼殊还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此外，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盛世文豪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8）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了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常称疾闲居，有消渴疾，病免，卒。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堪称一代伟丈夫。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固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十几年，却从来不把献赋当作向最高统治者献媚取宠的手段，从来不与那些阿谀逢迎、鲜廉寡耻之徒为伍，不愿作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汉书.司马相如传》）所以，他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除了出使西南临时挂过“中郎将”衔以外，长期担任的不过是“郎”、“孝文园令”等低级闲职。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俸禄从比三百石到比六百石不等。另据司马贞《史记索引》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也。”而当时县令的俸禄是六百石到一千石，由此可见相如官职之卑微。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29篇，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几篇。
首先，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亦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其次，《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全文只有158个字，写得情致蕴藉，感既深沉，警策凝炼，与《天子游猎赋》的铺排夸张、雄浑宏丽形成对照，开后代抒情小赋的先河。
再次，《长门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描写被锁闭深宫中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表现她们的孤独和哀愁，暴露了封建宫庭的阴森黑暗，可谓文学史上宫怨体的滥觞。作品善于描写景物，烘托气氛，以情景交融的笔触，把人物感情的起伏跌宕写得维妙维肖，委婉动人，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谕巴蜀檄》写于元光五年（前130）。当时，唐蒙从巴蜀通夜郎，由于处置不当，引起巴蜀民众的惊恐，汉武帝便命司马相如责备唐蒙，并作文告谕巴蜀民众，一方面说明唐蒙“发军兴制”等举措并非朝廷之意，另一方面又要求巴蜀吏民理解和支持“通西南夷”的行动，迅速达到了安定人心的目的。《难蜀父老》写于元朔元年（前128）。当时，为“通西南夷”而修理道路的工程已开展两年，尚未修通，民力消耗很大，朝中一些大臣因此认为“通西南夷”毫无益处。司马相如力主恢复秦朝便已在西南地区设置的郡县，得到武帝赞同，于是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获得成功，为加强汉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贡献。《谏猎疏》大约写于元朔六年（前123）。其时，司马相如随汉武帝到长杨宫打猎，便写了此文，着重从保卫皇帝安全，防止发生意外的角度来劝武帝不要“自击熊豕，驰逐野兽”，而没有进一步指出耽于田猎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意义显得比较狭隘。《封禅文》则是司马相如临终时留下的“遗札”，它颂扬了“大汉之德”，主张举行封禅典礼，颂扬国家的兴盛强大，体现中央王朝的尊严声威。但文中对[西汉]王朝溢美过甚，颇有周颂的遗风。后代许多文人在褒美本朝，粉饰现实时，往往仿效它的写法。所以，《封禅文》在历史上是起了一些消极作用的。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主要是把贾谊当作和屈原一样关心国事而不遇其君的进步作家来尊敬和同情的，而对贾谊的文学作品，只收录了《吊屈原赋》和《服鸟鸟赋》，著名的《过秦论》则附于《秦始皇本纪》之后。而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南朝梁著名作家沈约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即屈原）、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写道：“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他还以司马相如自比，自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杰出的边塞诗人岑参这样称颂司马相如：“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在阐述其著名的“不平则鸣”说时，认为“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清代]桐城派大家姚鼐指出：“昌黎（韩愈）诗文中效相如处极多，如南海碑中叙景瑰丽处，即效相如赋体也。”类似评价，不胜枚举。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最精炼，最权威：“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诗名天下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谢灵运的诗歌虽不乏名句，但通篇好的很少。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但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谢灵运除诗歌外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划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谢灵运还于元嘉间奉诏撰《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36卷，已佚。《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谢灵运集》19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谢康公集》2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另有明代李献吉等辑刻的《谢康乐集》。近人黄节也作有《谢康乐诗注》等。
谢灵运的山水诗，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他之前，整个东晋诗坛上“玄言诗”占统治地位，这种诗以堆砌一些老庄思想和《易》理（后来又加进佛理）的抽象词句为其特色，弄得诗歌“平典似《道德论》”，少有生动的意境和机趣。谢灵运的山水诗打破了诗坛上的这种沉闷滞浊状态，给诗歌注入了清新气息，带来了新的局面。从他以后，写玄言诗的人就大为减少，写山水诗却蔚然成了风气。所以谢灵运在扭转当时诗风方面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他堪称是山水诗的鼻祖，这也就是他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
唐代诗鬼李贺
李贺(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称他为李昌谷。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但其家已没落。他“细瘦通眉，长指爪”，童年即能词章，15、16岁时，已以工乐府诗与先辈李益齐名。元和三、四年间(808～809)，韩愈在洛阳，李贺往谒。据说，韩愈与皇甫□曾一同回访，贺写了有名的《高轩过》诗。李贺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与李贺争名的人，就说他应避父讳不举进士,韩愈作《讳辨》鼓励李贺应试,但贺终不得登第。后来做了三年奉礼郎，郁郁不平。在京时，居崇义里，与王参元、杨敬之、权璩、崔植等为密友，常偕同出游，一小奴骑驴相随，背一破锦囊。李贺得有诗句，即写投囊中，归家后足成完篇。母郑夫人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后辞官归昌谷，又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依张彻一个时期。一生体弱多病，27岁逝世。死前曾以诗分为四编，授其友沈子明。死后15年，沈子明嘱杜牧写了序。人们出于对李贺的怀念，传说李贺临死时，见天帝派绯衣使者相召到天上白玉楼作记文；又传其母一夕梦见李贺，说他正为天帝作白瑶宫记文（李商隐《李贺小传》及张读《宣室志》）。昭宗时，韦庄上奏请追赐李贺进士及第，赠补阙、拾遗官职。但因宫廷发生事变，所奏被搁置。
李贺一生，以诗为业。《高轩过》赞韩愈作赋“笔补造化天无功”,也可以作为他的自我评赞。他的诗,包括四方面内容：
1、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他写这类作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早年家居昌谷，其地邻近洛阳到长安的大道，征调运输所必经，达官贵人所往来，使他对人民所受重赋剥削，统治阶级所为淫奢恶行，有所见闻了解,给早熟的诗人提供了创作素材。后来旅游南北,出仕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藩镇割据的祸国殃民，贪官污吏的横行不法，下层人民的受苦受难，进一步激发诗人的愤慨。李贺所写这一类诗篇，有的是直陈时事,有的是借古刺今。其中讽刺唐朝宫廷酣歌宴舞,夜以继日的佚乐生活的，如《秦王饮酒》；隐约反映宫廷事变的,如《汉唐姬饮酒歌》；批判宪宗求仙的,如《仙人》、《昆仑使者》；反对藩镇分裂所造成的灾祸和歌颂削平藩镇叛乱的，如《猛虎行》、《雁门太守行》、《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上之回》；反映权门贵族飞扬跋扈、骄奢淫佚、好景不常的，如《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神曲》、《夜饮朝眠曲》、《贵公子夜阑曲》、《嘲少年》、《梁台古意》；讽刺宦官当权、贤才失志的，如《吕将军歌》、《感讽六首》其三、其四、《绿章封事》；反映边塞敌人侵扰、抗敌士兵的艰苦生活的，如《摩多楼子》；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迫害的，如《老夫采玉歌》、《感讽五首》其一;同情宫廷失宠妃嫔的悲苦生活的,如《宫娃歌》、《堂堂》；反映少数民族军事反抗活动的，如《黄家洞》;反映险恶的吃人社会、正直之士遭殃的,如《公无出门》、《艾如张》；抨击科举制度不能选拔真才的，如《送沈亚之歌》、《仁和里杂叙皇甫□》等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这些诗篇少数用五、七言古诗,而大量运用乐府形式,或借用旧题,或自创新题,大都凝炼而绚丽。有的含义隐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还自会稽歌》，杜牧以为“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李长吉歌诗序》）。在同时代的“元、白”、“张、王”两派乐府外，李贺诗别开境界,独树一帜。王夫之《唐诗评选》说:“长吉于讽刺，直以声情动今古。”毛先舒《诗辨坻》说：“大历以后，解乐府遗法者，惟李贺一人。设色□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这是李贺诗最重要的部分。
2、个人发愤抒情。李贺有积极用世的政治怀抱，虽然因仕途困厄，疾病缠身，存在“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的消沉情绪，但如《崇义里滞雨》、《赠陈商》、《浩歌》、《致酒行》、《春归昌谷》、《南园》其五等篇中，反映了在官时的生活感受，对“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的不满，表现了“天荒地老无人识”的不平;但又不甘沉沦,发出“世上英雄本无主”,“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云”的豪言壮语，满怀着“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这又是李贺诗思想感情基本的一面。而在《日出行》、《苦昼短》、《天上谣》、《梦天》、《相劝酒》、《官街鼓》等篇中，则表现了悲慨时光迅速、人生短促的消极一面。
3、写神仙鬼魅的题材。李贺是一个青年诗人，但在他作品中出现的“死”字却达20多个，“老”字达50多个，反映了他对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情绪。“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无可奈何的心情；“依稀和气排冬严，已就长日辞长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十二月》），则透露了他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他在两者的矛盾中，探索摆脱死亡的途径，于是产生了对神仙境界的奇妙幻想。王母、嫦娥等神话人物，银浦、月宫等天国风光，出现在《天上谣》、《梦天》等名作中,极奇丽谲幻之观。而在《古悠悠行》、《拂舞歌辞》、《官街鼓》、《神□》等作品中，则写到神仙的虚诞和沧桑的变化。既然死亡无法逃避，于是又出现了对另一种鬼魅世界的可怕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鬼雨洒空草”(《感讽五首》其三)、“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百年老□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曲》）。幽灵出没，阴森可怖。宋人钱易、宋祁等因此称李贺为鬼才。杜牧说：“梗莽邱陇,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长吉歌诗序》），是对这类诗篇的总评。
4、咏物等其他题材。其中如《李凭箜篌引》、《申胡子□篥歌》、《听颖师弹琴歌》等,通过“石破天惊”的奇特想象和比喻等手法，描绘音乐家的高超技艺和动人的音乐美，并抒发了作者的怀抱，给人以很深的感受。《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赞颂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手工艺。《罗浮山人与葛篇》，描写织布老人织雨剪湘的绝技。还有《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借咏笋以赞美青春的活力；《马诗二十三首》,借咏马以反映现实政治,抒发作者的愤激心情。后两组诗并且运用了李贺不常用的绝句形式。这类诗总的表现了李贺诗题材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而象《美人梳头歌》一类作品，则暴露了作者对贵族妇女生活的欣赏态度。
李贺诗的艺术特色,是想象力非常丰富奇特,惨淡经营,句锻字炼,色彩瑰丽。如“羲和敲日玻璃声”、“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他特别擅长短篇，如《天上谣》、《梦天》、《帝子歌》、《湘妃》等，是后人称为“长吉体”的代表作。他也有少数明白易懂的作品，如《勉爱行》、《感讽五首》其一、《京城》、《嘲少年》等。他较多地写古诗与乐府，很少写当时流行的近体诗,七律诗一首也不写,表现了他不满于当时诗风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受齐梁宫体诗的影响,借鉴了它们的词采,也沾染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因为过于注意雕琢，有的作品也有词意晦涩和堆砌词藻的毛病。但从基本成就方面看，则正如他所赞赏韩愈的作品那样,是“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高轩过》）的。在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的古诗,就是走李贺所开辟的道路。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杨维桢，清人黎简、姚燮，都受到李贺诗的影响。
李贺诗集，自编为四编本授予沈子明，收诗223首。北宋以来流传的《李贺集》4卷本，都是219首，卷数与自编的相同，而篇数不同，编次也很零乱，并非准确编年。又有5卷本的集子，是4卷外加上《外集》1卷，诗23首，与4卷合计，共242首，篇数也和李贺自编的不同。5卷本今有汲古阁校刻的北宋鲍钦止本、董氏诵芬室及蒋氏密韵楼两家影刻的北宋宣城本流传，集名为《李贺歌诗编》。又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南宋本，集名为《李长吉文集》，无外集。又有铁琴铜剑楼、《四部丛刊》影印的蒙古刊本，集名《李贺歌诗编》。
注本最早的是南宋吴正子注，有日本印本和通行本流传。后有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余光、姚□、姚文燮各家的评或注。还有陈本礼《协律钩玄》、黎简评本和吴汝纶评注本。
李贺生平，有李商隐《李贺小传》、新、旧《唐书》本传、《宣室志》、《幽闲鼓吹》、《摭言》,还有朱自清的《李贺年谱》和钱仲联的《李长吉年谱会笺》、《李贺年谱会笺》可资参考。
天才浪子李商隐
李商隐（八一二－八五八），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人。开成二年（八三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补宏农尉。年轻时即以文才受令狐楚的赏识，可是李商隐却与泾源节度使王茂元之女结婚。当时牛李党争正在尖锐时期，令狐楚是牛党，王茂元则是与李党有关。宣宗即位以后，牛党当权，令狐楚儿子当了宰相，打击一切与李党有关的人，从此李商隐一直被压抑而抬不起头。几次到长安活动，只补得了一个太常博士。最后死于荥阳，年仅四十七岁。
李商隐是唐朝一位有着独特成就，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大家的评价又极为分歧的诗人。他的诗，有的是直接对时事政治表示态度的；有的是托古讽今，歌咏历史题材；有的是抒写友朋生死之情的；有的是感伤身世之作，而人们最熟悉的则是他的爱情诗。这些异常复杂的内容，又几乎都是和他的身世遭遇有着密切的联系。
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他的多愁善感和繁博的事象及复杂的意念，在他的诗里往往是避实就虚，透过一种象征手法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象征手法建筑在丰富而美妙的想像的基础上，因而他笔下的意象，有时如七宝琉苏那样缤纷绮彩；有时像流云走月那样的活泼空明，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他的近体诗，尤其是七律更有独特的风格，绣织丽字，镶嵌典故，包藏细密，意境朦胧，对诗的艺术形式发展有重大贡献。著有《玉溪生诗》。
李商隐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他的诗以七律成就为最高，其他五言、绝句、七古、五古等也多有名篇、多出警句。他的诗重意境，幽微含蓄，深情绵邈，隐晦曲折，寄托极深，?艳绮丽，金玉其外，精粹其中；善于利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通过想象、联想和象征，构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他的“比兴”取法《诗经》，“美人香草”效仿《离骚》，深厚沉浑得杜甫诗神髓，绮丽的想象、用语则直接得益于李贺。如果说李贺的诗偏于想象，则李商隐的诗重于象征。
李商隐的诗于宋初十分流行，“西昆体”仿效义山诗的用典，后成为西昆诗派，但只是机械地学到了堆砌辞藻，而不能得义山诗的神髓。
李商隐的咏史诗借古讽今，毫无顾忌，如《马嵬》二首直指唐明皇“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样“指斥乘舆”的勇气在政治宽松开明的唐朝也并不多见；而《咏史》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北齐》中“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等诗句都是对唐敬宗奢靡之风的直斥和讽喻；名篇《贾生》：“夜半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斥责晚唐诸帝求仙访道炼丹图长生，并因此误国的荒唐行为。《行次西郊一百韵》则真实地描写了甘露之变三年后兵祸旱灾后民不聊生的情形，并追述了百余年来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从今昔对比中探求政治的出路，忧国忧民，颇似杜甫的《北征》。
李商隐的爱情诗成就极高，他的《无题》诗十余首，取前两字为题而实质是无题的诗又有十余首，如《锦瑟》、《碧城》、《为有》等，其他似有题而实无题的诗若干首，写缠绵悱恻的爱情，写幻想，写伤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他的《锦瑟》文字锦绣华美，字面意义易于理解而内容极深，历来有“一篇锦瑟解人难”之称。此外的“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霜月》）；“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等也都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与李贺一样，李商隐也善于写梦；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在李商隐的诗中，这两种境界水乳相溶，借梦寻得对痛苦人生的解脱，借梦寻得灿烂美丽快乐的人生。如“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十年长梦采华芝”（《东还》）等。
李商隐的诗固然是诗苑奇葩，文也是文囿异卉。他的诗情真意切，绵邈曲折，散文却峭直刚劲，独出机杼，锐不可当，驳尽世俗定见，直抒胸臆；工本章奏则典丽公整，才情富瞻，不受文体所限而善于表情达意，对后世影响很大，被奉为四六文的金科玉律。
百代文宗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出生于苏州嘉兴县，祖籍中山。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贞元二十年，与柳宗元等人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事败，被贬为朗州司马。
唐元和元年(806)至十年，刘禹锡居武陵城东招屈亭旁普通民宅，过着“孤囚’’般的生活。但他并未沉沦，常以屈原的精神激励自己，在写给宰相杜佑的信中，申明参与政治革新是“尽诚”、“循公”，虽遭诽谤，但坚信“日月至焉，是非乃辨”。刘禹锡是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在常德，他创作了200多首诗词，占他一生创作诗词的四分之一。他创作的民歌体诗，艺术成就很高，如《采菱行》、《竹枝词》、《踏歌词》等广被人口，传唱至今。在常德，刘禹锡参与柳宗元与韩愈之间就天人关系展开的论战，创作了著名的哲学著作《天论》，明确支持柳宗元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还写了如《华佗论》等一系列文笔犀利的政论文章。刘禹锡支持当时的朗州刺史推介桃花源，直接描写桃花源的诗有《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八月十五日夜桃源观月》等，还题写《桃源佳致》并刻碑，流传至今。他写的《善卷坛下作》、《登司马错古城》、《汉寿城春望》等访古记游诗，揭示和保留了常德厚实的文化沉积。
刘禹锡调离常德后，因赋《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讽刺权贵和当政者，政治上仍不得志，转徙外任连州、夔州、和州等地刺史凡14年。大和二年(828)，奉调京都为主客郎，再赋《游玄都》诗，传为佳话。晚年，调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常与白居易唱和。逝世时70岁。著作有《刘梦得文集》40卷传世。
刘禹锡广泛汲取民歌的营养，对巴蜀风情与风俗的描绘与展示，是其他唐代诗人笔墨未至、锄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贬地创作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鲜而又独到的。这些民歌体小诗抒写清新自然，生动活泼，情调淳朴温馨，意蕴深远。如《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的民歌小体对后人影响很大，后世文人竞相效仿，堪称诗史上一大创举。
一生风流唐伯虎
概括唐寅的一生：问唐衢痛哭何为，纵使青云无望，却赢得才子高名，在将相王侯之上；继宋玉招魂之后，此番苍墓重修，更装点横圹美景，替湖山花月坛妍。
唐伯虎，明朝人，因生於寅年寅时，便取名「寅」，因为寅为虎，又取字伯虎，后改字子畏。父亲唐广德，经营一家唐记酒店，自幼聪颖，能诗擅画，十六岁便中秀才，十九岁娶徐氏。徐氏文静秀气，温柔体贴，夫妻恩爱，正在他意气风发时，父亲突然中风过世，母亲因太悲伤也随父亲而去，后又惊闻妹妹在夫家丧亡，心爱的妻子在生育孩子时，产后热盛，悄悄离世。可怜的小婴儿在出世三天后，也随亲娘而去，亲人接连病故，打击甚大，使他意志消沉。后在好友祝枝山、文徵明等的鼓励下，重拾古文，发愤苦读，结果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时名遍南京城。二十七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当唐寅上京考取进士时，被同行的同乡都元敬出卖，被诬告行贿主考官，拖入刑堂棍打，押入大牢。几番周折，后经证实，释狱后，落魄潦倒，妻子何氏离他而去，弟嫂要求分家，此时幸有好友、九娘(青楼女子)在精神上援济他。后来，他娶了能干贴心的九娘为妻，自此也潜心作画，在青丹上大有进展，他和九娘育有一女，九娘三十七岁即因操劳过度而过世，享年五十四岁。
「吴门四才子」之一的唐伯虎少年顽皮；青年时风流；中年后，玩世不恭。所以世人将他的一些故事添枝加叶，以至於编造成许多传奇小说，例如：唐伯虎三点秋香等等。关於传说中唐伯虎的故事未必完全真实，但透露出这位才子画家性格上的风流狂放，不居礼法。有诗为证：唐伯虎，才气放，武夷游，洞庭荡；称才子，风流样，隐苏州，装颠狂。传画艺，名声响，孤骜图，意清朗；松声图，雄伟壮，松与泉，合声唱。
当时，唐伯虎是明代有名的画家。所以，许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想仗著自己的权势，向唐伯虎要几幅画，但唐伯虎生性不畏权势，而好结穷人。就因如此，所以唐伯虎宁愿作画送给穷人，也不愿理会那些高官贵人。从前有本叫《九美图》的书，讲的是唐伯虎娶了九位美女的故事，情节很离奇，其实历史上并没有这桩事，不过唐伯虎画九美图倒是真的。九美图的由来，是祝枝山有一次去拜访唐伯虎，而与唐伯虎打赌，只要唐伯虎能在一年内，将苏州城里有名望的小姐，画出十张美女图来，祝枝山将付给他三百两银子。但当时唐伯虎却忽略了：大家闺秀，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来十张美女图？这时，书僮唐兴建议唐伯虎，每月初一、月半到玄妙观去，必可轻易的得到十张美女图，但唐伯虎只完成了九张，而这九张美女图也就因此被保存。
历史上的唐伯虎尽管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是位天才的画家，但他那愤世嫉俗的狂傲性格不容于这个社会。坎坷的生活，形成了唐伯虎傲世不羁、蔑视权贵的性格。他在一首诗中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反映了他宁愿贫穷，也不趋炎附势的性格。清高傲世，必然开罪了达官贵人，因此，唐伯虎的生活并不富裕。他在一首诗中说：“立锥莫笑无余地，万里江山笔下生”，生活窘迫得几无立锥之地了。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青山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直接了当地道出了生活清苦的状况。唐伯虎死时贫穷，无力安葬，只得在住宅边暂痤。如今，在苏州桃花坞唐伯虎住宅遗址附近，有一条名曰“唐寅坟”的小巷。直到二十年后，由唐伯虎的亲友凑了钱才将唐伯虎灵柩迁葬於城西横圹王家村。
人间大隐李渔
李渔（1610～约1680）清初戏曲家，取名仙侣，后改名渔，号天徒，又号笠翁，兰溪人，自幼聪颖，及长擅古文词。朋崇帧十年（1637），考入金华府。41岁去杭州，后移家金陵，游历四方，广交名士。清康熙十六年（1677），复移家杭州，于云居山东麓修筑层园，约卒于康熙十九年。
李渔素有才干之誉，世称李十郎，家设戏班，至各地演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演出经验。他重视戏曲文学，曾说：“填词非未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他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词曲部，以结构、词采、音律、宾自、科译、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以选剧、变调、授曲、教自、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对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有较大的丰富和发展。《闲情偶寄》除戏曲理论外，还有饮食、营造、园艺等方面的内容。李渔在给礼部尚书龚芝麓的信中说：“庙堂智虑，百无一能；泉石经纶，则绰有余裕。……托之空言，稍舒蓄积。”可见此书足能反映他的文艺修养和生活情趣。他所著的戏曲，流传下来的有《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慎骛交》、《凰求凤》、《巧团圆》、《意中缘》、《玉搔头》（以上十种合刻称《笠翁十种曲》）、《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十错记》、《补大记》及《双瑞记》等19种。其中，演出最多的是《风筝误》一剧。此外，有小说《无声戏》、《连城壁全集》、《十二楼》、《合锦回文传》、《肉蒲团》等。李渔在金陵时，别业称芥子园，设有芥子书。李渔女婿沈心友，请王概等编《芥子园画谱》，流传甚广。
李渔的戏曲创作数量虽多，但大都为滑稽剧和风情剧，且多情趣低下，甚至流于猥亵之病。就思想内容言，《十种曲》中只有《比目鱼》和《蜃中楼》较为可取。前者写谭楚玉和刘藐姑的爱情故事，刻画出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后者把柳毅传书和张羽煮海两个故事糅合在一起，歌颂了男女主角为了维护爱情的反抗精神和行为。但自清代以来,通常认为《风筝误》是李渔的代表作,此剧写韩世勋与詹淑娟婚姻故事,情节曲折,误会丛生。李渔的小说虽大都取材于当时社会生活，但亦多格调低下，思想陈腐之病。所写内容以男女婚姻为主，情节比较曲折。
李渔在戏曲理论方面却取得杰出成就。《闲情偶寄》之《词曲部》、《演习部》实为戏曲理论专著，后人录出单印，名《李笠翁曲话》或《笠翁剧论》。《词曲部》论戏曲创作，含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项；《演习部》论戏曲表演。李渔在编剧技巧方面作了系统、丰富而精到的论述。他十分重视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的特征,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要求编剧之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他充分认识到戏剧结构在剧本创作中的重要性,声称"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并就结构问题提出了"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具体方法。他强调宾白的个性化，即所谓"语求肖似"，"欲代此一人立言，先以代此一人立心"，"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又提出戏曲之格局要求"小收煞"处，须"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最后的"大收煞"既要使重要角色"大团圆"，又要注意"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最忌无因而至、突如其来，与勉强生情、拉成一处"，诸如此类，都堪称卓见。李渔的戏曲理论亦有糟粕，如强调维系封建教化、"务存忠厚之心"、点缀"太平"景象等等。但就对编剧技巧的探索而言，则在继承王骥德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经验，把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一才子纪晓岚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纪氏迁献后主要从事农业，由于原来家底厚，很快成为献县富户，但比较开明。某年，遇大灾，流民甚多。纪氏舍粮放粥，招官怨被诬入狱，并令其自己出钱盖牢房，凿水井。水井凿于县城东门外，人称纪家井。此后纪氏锐意读书仕进，成为书香门第。至明末，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和清兵入关的变乱，家道中落，四散奔逃，纪晓岚的两位伯曾祖避乱河间，城破被杀。但稍一安定，“便勤铅椠，再理丹黄”（纪钰碑文），读书不辍。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三千四百六十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分经、史、子、集四部。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又兼人已言之，己不欲言，故其卒后，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所以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大清奇才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立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1898年，张之洞作《劝学篇》反对变法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群众斗争，并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浪漫诗僧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是他的法号。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小名三郎，学名玄英，香山（广东中山）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广东，母亲留在日本。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由此可见苏曼殊在青年时代即学识渊博，灵慧敏捷，否则他小小年级是无法弄通深奥的曹洞宗经义的，而且曹洞宗选中苏曼殊为传人，也恰好证明苏曼殊在佛学方面的精深造诣。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学成后回国，在日本其间，参加国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倾向于民主革命。苏曼殊不但是一位佛学渊博的僧人，他还是位多才多艺的才子，他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在佛学上他着有《梵文典》，《汉英辞典》，现存的著作有《文学因缘》，《焚剑集》等。苏曼殊英年早逝，于1918年病逝于上海，年仅34岁。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他的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艺术上他受李商隐的影响，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东居杂诗》、《何处》等皆是这类诗的代表。然而在苏曼殊诗歌创作的早期仍有一部分风格与后期迥异的作品，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所体现的爱国热情表现方式苍劲悲壮，与一般诗歌有区别。另外苏曼殊还创作了一部分风景诗，这些诗基调轻松，色彩鲜明，极富形象化，宛如一幅画卷，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代表作有《过薄田》、《淀江道中口占》等。苏曼殊是南社的重要成员，他的诗风“清艳明秀”，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除诗歌外，苏曼殊还翻译过《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此外，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