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八还是两千八，几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真想叫他们都别争了——你们说的都不靠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让他们争争也好，山高路远，没一点龙门阵撑着只怕路更难走。
他们争的是一座山的海拔，而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高度。
此时已经恍惚闻得到猴年的味道，站在大渡河大峡谷最深处的彩虹桥上，感受着河风意欲把人撕成碎片的张狂，原本有些怯惧的内心居然受了蛊惑般陡然生起一股豪气。
不管一千八还是两千八，放在平地上，憋泡尿走个来回出气不带喘。说平也算得上平，只是这峡谷右岸与地平线形成的夹角，同一道紧闭的房门的门角一样成九十度。要找路，得仰直了脖子往上看。先是看到峭壁危岩，看到云，目光又跑出老远一程后，又会看到山顶。路，哪来的路？瞪大了眼睛仔细找，这才看见，岩壁上，云海里，一根弯弯曲曲的线条时隐时现。
应该是在那场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老天为了宣示他凛然不可冒犯的神力，将这座桀骜的高山割肉切菜般的一分为二。那把巨无霸的大刀起先爽利无比，刀锋行进到五分之一时稍有阻滞，只是那么一拉一顿地切筋断骨，又是所向披靡。又过五分之三，又遇梗阻，又是一拉一顿，再后便是畅通无阻。刀刃迟滞处，留下两块堪比刀疤的平地，靠近谷底的叫田坪，往上的一块，取名二坪。
早在一千八还是两千八的问题生成之前，有过一番同样激烈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二坪隶属凉山州甘洛县，我们雅安的文艺小分队去那里搞“文化拜年” ，是不是有“吃家饭管野事”之嫌？
把分歧扭结成绳的是一个声音：若要这么说，李桂林陆建芬是我们雅安汉源人，他们去二坪教书，而且一教就是半辈子，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吃家饭管野事” ！
1990年， 25岁的李桂林越过大渡河上稀牙漏缝的铁索桥第一次来到二坪。路上要经过五道被当地人称作“天梯”的木梯，梯子壁虎般紧贴在绝壁上，若有一步踩空，连影子也捡不回来半张。村上组织了几个壮汉，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抬轿子一般把他弄上了山。没想到眼前的二坪比天梯带给他的冲击还要惊心。全村几百口人中会说汉语的寥寥无几，人民币在大家眼中比今天的第纳尔还要陌生。就连家徒四壁这个词对于这里也显得奢侈，入眼皆是茅草屋，整个村子里找不到一间瓦房。
受不了二坪的穷苦和粗野，先前分配到这里来的老师，宁愿把“铁饭碗”砸了也要远走高飞。原本也在老家教书的李桂林却以代课民师的身份留了下来，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像一支粉笔的成分般简单：“连一个小学毕业生也没有的村子，永远也不会有出路。我和他们都是彝族，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全都成了瞎子。 ”
李桂林为一句话付出了把26载黄金年华抛洒在天梯之上的代价。这还不算，学生太多，独木难支的他把老婆陆建芬也“扩招”上山，至今24年。儿不离娘，两个儿子跟在身边直到小学毕业，加起来，又是24年。一家人的生命里都重重地打上了二坪的烙印，就是在外人看来，学校也是他们的家了，对于夫妇俩来说，二坪自然也就成了割舍不得的根。
接到我们要上山演出的电话，老李兴奋得把嗓音提高了八度：除了看电视，孩子们还从没看过演出哩。这叫什么来着？对了，这才是正经八百的现场直播！
既是“拜年” ，总得有所“表示” 。于是壮着胆子问他山上还缺点什么。话一出口又有些紧张，万一他说的我们办不到脸往哪儿搁。
“啥也不缺，学生穿的用的都很充足。 ”
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让他好好想想。
“要不买点治感冒发烧的药上来？天冷，孩子们用得着。 ”
还有什么？
“真没了——哦，能买张有国歌的碟子吗？有人捐了一台DVD，盒带没法用了。 ”
再想想呢？我承认，自己胆子是练大了。
“没了，真没了。 ”
那年李桂林陆建芬夫妇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有人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两口子答，没有。也是那年，中宣部等十一部委联合评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位感动中国人物” ，李桂林陆建芬夫妇的名字和雷锋、钱学森、焦裕禄、袁隆平比肩而立。有人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两口子的回答还是那两个字，没有。这样一想，老李张口要了两件东西，真是给足了面子。
前往田坪的路说不上太难。“大刀”切割至此时已然没有初始时的锋锐，虎头蛇尾地劈出一道八十度的斜线。三年前，政府就着斜坡不计代价地修通了到田坪的碎石路。按照最初的设想，碎石路要一直修到二坪，可从田坪再往上是绝壁千仞，设计单位换了几拨也没有人能交出一张可以施工的图纸。好在还有路可走，除了被夫妇俩的脚步无数次丈量过的老路，还有一条开凿不久的骡马道。老路虽近，有“天梯”当道；新路也说不上好走，但至少看起来更像条路。
走在不同的路上，人们所能见到的相同或是相近的事物，大约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选择的难易大概取决于同一个因素，那就是方向的模糊或是明晰。就像当年，李桂林和陆建芬也一次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是在一张张小脸欢雀着扑进心空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在自己心底亮起的绿灯。曾经有矿山老板开出数倍于李桂林当时工资的价码，要怀揣会计证的他帮着管账，李桂林说，我喜欢算盘，只是相比之下更喜欢黑板。在西班牙开酒店的弟弟三番五次动员陆建芬和姐夫跟他一起出国发展，写信打电话都不管用，索性亲自找上山去。陆建芬一句话就把弟弟志在必得的万丈雄心推下了天梯——你想过没，我们一家人腰包胀了的时候，娃娃们的心连着一个村子的心也就空了。
我把这两个有关岔路的故事讲给同伴听，故事讲完，大家也亮起了心底的绿灯：“不走老路，不见天梯，去二坪还有什么意义！ ”
乖乖，把一千八还是两千八像拄路棍般抓着不放的那些个人，这一次居然异口同声。
穿过田坪，走过一段杂草丛生的小路，越过一道关拦山羊的铁栅，落脚的地方再说是路便有些勉强了。这时已经不敢往下方看，因为每次目光的降落，都会引来心里凌空蹈虚的惊骇。到得天梯下时已是天色向晚，这倒也好，心间的惊恐无形中被迫近的暮色稀释掉不少。闪着寒光的钢梯以一种顽强的韧力逶迤而上，宛如一条长龙俄然腾空。在它威猛的身躯下，五道木梯像骨血枯尽的老藤蜷缩在当年发芽的地方，寂寂然不见一丝生气。其实已经说不上是木梯了，那是几堆散乱的木架，也可以说是几堆快要风干的岁月的骨骸。隔着光阴的幕布，仅仅是远远地看见，那些攀爬在天梯上的背影就让人生起怜爱交织的意绪。
有当年的五道天梯垫底，攀上钢梯的险和累已然不值一提。此时天已黑尽，在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地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后，前方，一道亮光在夜幕上“哗”地撕开一个口子。二坪到了，李桂林打着手电筒在村口迎接我们。
踩着平整的水泥阶梯走进村子，李桂林和乡亲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哪怕只是一句简浅的对白，你也能听到他们浮在语气里的亲睦。一
他们争的是一座山的海拔，而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高度。
此时已经恍惚闻得到猴年的味道，站在大渡河大峡谷最深处的彩虹桥上，感受着河风意欲把人撕成碎片的张狂，原本有些怯惧的内心居然受了蛊惑般陡然生起一股豪气。
不管一千八还是两千八，放在平地上，憋泡尿走个来回出气不带喘。说平也算得上平，只是这峡谷右岸与地平线形成的夹角，同一道紧闭的房门的门角一样成九十度。要找路，得仰直了脖子往上看。先是看到峭壁危岩，看到云，目光又跑出老远一程后，又会看到山顶。路，哪来的路？瞪大了眼睛仔细找，这才看见，岩壁上，云海里，一根弯弯曲曲的线条时隐时现。
应该是在那场300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老天为了宣示他凛然不可冒犯的神力，将这座桀骜的高山割肉切菜般的一分为二。那把巨无霸的大刀起先爽利无比，刀锋行进到五分之一时稍有阻滞，只是那么一拉一顿地切筋断骨，又是所向披靡。又过五分之三，又遇梗阻，又是一拉一顿，再后便是畅通无阻。刀刃迟滞处，留下两块堪比刀疤的平地，靠近谷底的叫田坪，往上的一块，取名二坪。
早在一千八还是两千八的问题生成之前，有过一番同样激烈的争论。问题的焦点在于，二坪隶属凉山州甘洛县，我们雅安的文艺小分队去那里搞“文化拜年” ，是不是有“吃家饭管野事”之嫌？
把分歧扭结成绳的是一个声音：若要这么说，李桂林陆建芬是我们雅安汉源人，他们去二坪教书，而且一教就是半辈子，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吃家饭管野事” ！
1990年， 25岁的李桂林越过大渡河上稀牙漏缝的铁索桥第一次来到二坪。路上要经过五道被当地人称作“天梯”的木梯，梯子壁虎般紧贴在绝壁上，若有一步踩空，连影子也捡不回来半张。村上组织了几个壮汉，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抬轿子一般把他弄上了山。没想到眼前的二坪比天梯带给他的冲击还要惊心。全村几百口人中会说汉语的寥寥无几，人民币在大家眼中比今天的第纳尔还要陌生。就连家徒四壁这个词对于这里也显得奢侈，入眼皆是茅草屋，整个村子里找不到一间瓦房。
受不了二坪的穷苦和粗野，先前分配到这里来的老师，宁愿把“铁饭碗”砸了也要远走高飞。原本也在老家教书的李桂林却以代课民师的身份留了下来，他说服自己的理由像一支粉笔的成分般简单：“连一个小学毕业生也没有的村子，永远也不会有出路。我和他们都是彝族，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全都成了瞎子。 ”
李桂林为一句话付出了把26载黄金年华抛洒在天梯之上的代价。这还不算，学生太多，独木难支的他把老婆陆建芬也“扩招”上山，至今24年。儿不离娘，两个儿子跟在身边直到小学毕业，加起来，又是24年。一家人的生命里都重重地打上了二坪的烙印，就是在外人看来，学校也是他们的家了，对于夫妇俩来说，二坪自然也就成了割舍不得的根。
接到我们要上山演出的电话，老李兴奋得把嗓音提高了八度：除了看电视，孩子们还从没看过演出哩。这叫什么来着？对了，这才是正经八百的现场直播！
既是“拜年” ，总得有所“表示” 。于是壮着胆子问他山上还缺点什么。话一出口又有些紧张，万一他说的我们办不到脸往哪儿搁。
“啥也不缺，学生穿的用的都很充足。 ”
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让他好好想想。
“要不买点治感冒发烧的药上来？天冷，孩子们用得着。 ”
还有什么？
“真没了——哦，能买张有国歌的碟子吗？有人捐了一台DVD，盒带没法用了。 ”
再想想呢？我承认，自己胆子是练大了。
“没了，真没了。 ”
那年李桂林陆建芬夫妇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有人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两口子答，没有。也是那年，中宣部等十一部委联合评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100位感动中国人物” ，李桂林陆建芬夫妇的名字和雷锋、钱学森、焦裕禄、袁隆平比肩而立。有人问他们有什么困难，两口子的回答还是那两个字，没有。这样一想，老李张口要了两件东西，真是给足了面子。
前往田坪的路说不上太难。“大刀”切割至此时已然没有初始时的锋锐，虎头蛇尾地劈出一道八十度的斜线。三年前，政府就着斜坡不计代价地修通了到田坪的碎石路。按照最初的设想，碎石路要一直修到二坪，可从田坪再往上是绝壁千仞，设计单位换了几拨也没有人能交出一张可以施工的图纸。好在还有路可走，除了被夫妇俩的脚步无数次丈量过的老路，还有一条开凿不久的骡马道。老路虽近，有“天梯”当道；新路也说不上好走，但至少看起来更像条路。
走在不同的路上，人们所能见到的相同或是相近的事物，大约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选择的难易大概取决于同一个因素，那就是方向的模糊或是明晰。就像当年，李桂林和陆建芬也一次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是在一张张小脸欢雀着扑进心空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在自己心底亮起的绿灯。曾经有矿山老板开出数倍于李桂林当时工资的价码，要怀揣会计证的他帮着管账，李桂林说，我喜欢算盘，只是相比之下更喜欢黑板。在西班牙开酒店的弟弟三番五次动员陆建芬和姐夫跟他一起出国发展，写信打电话都不管用，索性亲自找上山去。陆建芬一句话就把弟弟志在必得的万丈雄心推下了天梯——你想过没，我们一家人腰包胀了的时候，娃娃们的心连着一个村子的心也就空了。
我把这两个有关岔路的故事讲给同伴听，故事讲完，大家也亮起了心底的绿灯：“不走老路，不见天梯，去二坪还有什么意义！ ”
乖乖，把一千八还是两千八像拄路棍般抓着不放的那些个人，这一次居然异口同声。
穿过田坪，走过一段杂草丛生的小路，越过一道关拦山羊的铁栅，落脚的地方再说是路便有些勉强了。这时已经不敢往下方看，因为每次目光的降落，都会引来心里凌空蹈虚的惊骇。到得天梯下时已是天色向晚，这倒也好，心间的惊恐无形中被迫近的暮色稀释掉不少。闪着寒光的钢梯以一种顽强的韧力逶迤而上，宛如一条长龙俄然腾空。在它威猛的身躯下，五道木梯像骨血枯尽的老藤蜷缩在当年发芽的地方，寂寂然不见一丝生气。其实已经说不上是木梯了，那是几堆散乱的木架，也可以说是几堆快要风干的岁月的骨骸。隔着光阴的幕布，仅仅是远远地看见，那些攀爬在天梯上的背影就让人生起怜爱交织的意绪。
有当年的五道天梯垫底，攀上钢梯的险和累已然不值一提。此时天已黑尽，在羊肠小道上手脚并用地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后，前方，一道亮光在夜幕上“哗”地撕开一个口子。二坪到了，李桂林打着手电筒在村口迎接我们。
踩着平整的水泥阶梯走进村子，李桂林和乡亲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哪怕只是一句简浅的对白，你也能听到他们浮在语气里的亲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