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和平门”内东侧的一段顺城巷
从和平门内东侧起，顺城墙根直往东到建国路端城豁口(即“建国门”)内的西侧有一条路，至今还没有新名字，住户的门牌上仍写的是“建国路”。此路和“下马陵”路相对，是同样宽的沥青路，也是路南靠城根植了一排大叶杨树，路北植了一排槐树。这一段路南城墙上的夯土崩塌得更严重，目前还未开始修补。路北有建筑，大部分是机关、单位于70年代建的四、五层高的家属楼。此外，在路北的东头有一部分地方是省级机关干部家属区的背后，再东的一部分地方是一些私人修的高矮不等的简陋的平房住宅。
横贯西安南城墙内的这条东西很长的交通线到建国路的南端止。至于由建国门内的东侧往东到东南城角的一段，至今靠城墙仍全是房屋，尚未动工拆出一条路。
莲湖区报恩寺街幼儿园的过去与现在
现在这个幼儿园的地方是“报恩寺”的遗址，为一南北长方形，总面积约六亩。寺的山门早已拆除，另盖了新房，五间宽大殿的遗址上建了一座大教室，二殿毁后及其前后的空地是现在园内大院的一部分，三殿在校园的最后，已经改修，但原来殿宇的痕迹尚可看到。
从民国四年起，这里是单级师范传习所的西偏院。我在单师附属小学上学时，报恩寺的殿堂破烂，已无神像，院内虽种植了毛竹、桃树、石榴树，但杂草丛生，颇荒芜，是我们捉迷藏、捉蛐蛐玩的好地方。那时候，二殿做过住校生的食堂，下雨时在三殿上体操课。小学生们课余在偏院殿堂的内外跳绳、踢毽子、打毛弹(核心是棉花，外用棉线缠的圆球，类似后来的小皮球)，你追我赶。暂时摆脱家庭礼教的束缚和学校的“规矩”，尽情地玩。
1931年，在原报恩寺院内创办了第一实验小学的幼稚园，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39年，因敌机空袭，幼稚园曾停办，抗战胜利后又恢复。解放后改名“莲湖区幼儿园”，扩建房屋，增加设备和教工人员，收全市各行各业的儿童。曾将原山门内的低地做过菜园，后来在山门的遗址上新建幼儿园的门房三大间，将门后的低地垫平成一个大院，在院内修有两排平行的五间宽的高平房(第二排大平房在原大殿的遗址上)后边是个大院，院北边在二殿的遗址上新建了五间大房。这些高大平房都是孩子们的教室、活动室和宿舍。最后边是新翻修的五间宽大房，作教室和厨房等使用。大院旁边新修了厢房，做办公室和教工的宿舍。现有大小房间总共45间，其中有7个教室，6个活动室。目前该园有两个大班，两个中班，三个小班，四个日托班，三个全托班，共有260个孩子，其中有170名是一岁半到两岁的孩子。全园职工33人，其中教师11人，保育员15人，临时工5人。整个幼儿园到处整齐清洁，生气勃勃。该园主任朱佩英自1970年任职至今(1983年)，对幼儿教师事业很热爱，工作人员对孩子们亲切耐心。当我看到祖国的花朵们天真丰润的笑脸，听见他们带稚气而活跃的歌声，觉得自己是返老还童了，要不是怕扰乱教室的秩序，真想跑进去和孩子们一起玩个痛快。祝愿孩子们健康成长。
省立模范小学——报恩寺街小学
60多年前的模范小学是我的母校。校舍是在原“客籍学堂”的基础上扩建的，样式既坚固又“洋气”，所谓“洋式门楼”(不是清朝衙门式的门)、“月宫窗子”(玻璃上部是半圆形)、“扑锁门”(一拉就关上)。我自离开母校60多年，从未回去看过，这次要写报恩寺街的变化情况，特地去找母校原址，几十年的变化多大啊，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对于西安这一所历史悠久且负盛名的小学，只好就我个人所知和能回忆起的情形略述于下：
清代末年，各省的府、厅、州、县都在办学校，学生各以籍贯就学。省城(即西安)的大官员多是外省人，在清光绪三十二年特办了一所“客籍学堂”，专收少爷公子们读书。学堂的四止是：东边占用了南校场西侧的部分空地(原报恩寺的一部分)，西靠“报恩寺”，南是报恩寺街的路北，操场北墙外是“冰窖巷”，全校面积约占20亩地。当时主办人为四川的尹昌龄先生，民国初年停办。民国二年(1913)，西北预科的文科一度设在这里，校长钱陶之。
日本明治维新时，为了迅速开展农村教育事业，在学校采用单级教学法。我国当时非常贫穷落后，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教育，振兴国家，除过开办正式的中等、高等学校，还办一年制的单级师范学校，迅速培养师资，采用日本的单级教学法，在农村办小学。
民国三年，我的岳父董正谊先生创办了“陕西省立单级师范传习所”。董正谊，字纯甫，陕西勉县人，为清末秀才，是陕西第一次保送一名(规定只能选送一名)去上北京高等师范的单级师范传习班第一班学生。当时外界上新学校(人们叫“洋学堂”)的学生还很少，为了急于培养小学教师，在省城(西安)急需办一所“单级师范传习所”。董先生毕业返省后，被任命为“所长”，负责创办单级师范，学制为一年。校址暂附设在书院门省立第一师范内。第一班学生是从第一师范学校抽出来的部分优秀生，如郑伯奇(我国近代文学家之一)、阎甘园(西安有名的古董商)等都是第一班学生。到民国四年，单级师范迁到报恩寺街原“客籍学堂”的校址。为了便于师范生实习，又创办了附属小学，于是将“报恩寺”故址拨归单级师范，增建了校舍。由于增设了小学部，所以将原来董先生担任的单级师范“主任”衔提升为“校长”。
单级师范的校址比报恩寺街低，校舍的面貌大致是：临街(在报恩寺街路北)是一排铁栅栏，进中间的铁栅门走下一小段铺砖的漫坡路，是一排较高的平房叫“门房”，正中是学校正式大门，门西的几间平房是高级小学外县学生的宿舍，每间房后面都有朝街的小窗，夜间窗外经常有卖小吃货的，住宿生便从窗口往进买。大门东侧的平房为职员用。门禁制度很严，平素闲杂人等不能入内，连师范部和高小的住校生都不能随便出入。从大门内向北是一段宽走廊，连着一座南北长的礼堂(遗址今尚在)，由礼堂两边的回廊转向礼堂后边中间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宽长廊。礼堂两边各有一排大平房，做校长室、会议室、标本仪器室及教职员宿舍。这排房后(即北面)是一大片毛竹林，这是我们小学生最爱钻进去玩的地方。大院后，走廊两边又是一长排大平房，这是四座大教室，最东的一座是初级小学四个年级合用的教室，其余三座由东往西为高级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室。再后，在长廊的两边各有平房若干小间，是师范生的自习室和宿舍，长走廊末端的两边各有一座师范班教室，紧后边有一道夯土墙，从墙中间的小门出去是操场，这是上“体操”课的地方，操场南北两头各栽了一个矮小的足球门，算是个小足球场。当时不仅不兴篮、排、网等球类，就是踢足球也不普遍，所以这个小球场四周荒草没胫，场地凹凸不平。全校的晨操是在礼堂后的宽走廊上及其旁的院内举行。学校对于每天的晨操很重视，由老学监吕能谦先生领着做“八段锦”(当时人们认为我国自古相传的这种运动是锻炼身体延年益寿的法宝，现在看，还是很好的体育锻炼办法)，校长、级任每早都出席监督学生认真作操。
“报恩寺”此时已是单级师范的西偏院，仅存的两座殿，已没有泥神像，大殿做了寄宿生的食堂(师范生是公费)，三殿和院子里我们小学生玩的地方。
模范小学的学制：1923年前是旧学制，叫“四三制”，即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三年。小学初开办的几年中，初级是男女生合班，女生很少，共有十几名，民国九年以后停止了招收女生。旧制的学生们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课本”，我上的是旧制高小班。从1923年下半年起改为新学制叫“四二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用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课本。模范小学的课程方面，初级的课程是：国文、算学、修身(属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唱歌、体操、手工、图画、习字等，其中以国文和算学为主。高级小学的课程除有初小的科目外，加有历史、地理、博物(包括动物、植物、物理、化学、生物、生理等知识)和英文。
模范小学的教师都是品学兼优的师范毕业生。对学生来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尤其是小学教师，对纯洁的儿童影响极大。在这里，我想叙述一位最优秀的教师，作为对他的纪念。我在初级小学读书时的级任名王象贤，他是陕西蓝田县人，家贫，少年时曾在该县名儒牛兆廉先生(俗称牛才子)门下读过书，后被选送到省立单级师范传习所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初级小学四个年级的级任。后来又给高一级兼教历史。初级小学，是一个教室容纳四个年级，王老师对于各级的教学时间掌握得很熟练。教态严肃，对于怎样面向学生讲课，怎样执教鞭，怎样写板书等都很讲究，而且讲课时一定说“国语”，那时候正在大力推广用注音字母拼音的文字，为了让学生能讲“国语”，王老师以身作则，在课堂上和课外，对学生说话都是用国语(当时也叫“官话”)。王教课极认真、热情，对我们也要求很严格。他在讲台上很紧张地分别给各级学生讲课，把我们也吸引得很紧张，没有时间也不敢做小动作，或是不用心听讲。所以各级学生中大多数的学习成绩都好，和几位同学在初级小学住满就升入高小，在高小未住满年限，即考入了中学。王老师不但教课好，他更注意教人，他认为一个人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必须从小的时候培养起，所以他经常告诫我们：必须爱惜光阴，刻苦学习；做人要正直，要有骨气，刚直不阿；一辈子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做事要绝对认真负责，绝不能“大概”“差不多”；要热爱我们的国家，使国家赶快强盛起来。他给我们高小班教历史课，讲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故事时，慷慨激昂，对那些卖国求荣、损人利己、阿谀奉承等无耻之辈极为鄙视与斥责。有一次他结合讲课，指着黑板问学生们：“你们说，这个黑板是白的，还是黑的?”我们都奇怪地笑了，齐声回答：“黑板当然是黑的!”而王则很严肃地继续问：“如果有人把刀子架在你们的脖子上，或者在你们面前摆满了金银，叫你们说黑板是白的，你们又该怎么说呢?”我们认为老师问得太奇怪了，大家便齐声回答：“黑板就是黑的，不是白的，要杀头，我们还说黑板就是黑的!”王老师激动得含着泪花微笑着说：“你们都是好学生，你们长大了，一定要有正义感，要有志气，绝对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一定要爱国爱民。”他谆谆告诫的话在我脑子里印象极深，这对我上中学后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反对旧礼教，乃至后来我先后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闹革命，都与王老师的教导分不开的。
王老师虽然在课堂上极严肃，但下课后却很慈祥，常很亲热地和学生们在一起讲名人故事和历史知识。他处处以身作则，讲礼貌，一言一行都很严谨，注意到对学生们的影响。那时候一般人的生活水平颇低，尤其是农村，人们都穿的家生布。在酷暑中，王老师讲课时照常挺着胸膛气宇轩昂地放开嗓门热情地讲课，头上脸上汗淌下来，只用粗布手帕擦一下，背上的汗虽湿透了白粗布制服，但从不解开领子上的“风纪扣”，也从不把长袖子绾上去一点，在课堂上更是从来没用过扇子。他起居作息时间很规律，举止庄重，平素无论在他的卧室或是其他地方，总是粗布制服整洁，行路或是站着，总是挺着胸膛，坐也是端端正正。当然也不让学生们随便解开布制服的风纪扣和坐得歪歪斜斜。为了培养我们的责任心，每天下午值日生打扫教室内外的清洁时，他一定要亲自去检查，仔细从窗内到窗外看玻璃上还有抹布擦的痕迹没有，每个连椅桌(初小学生是每个人一个连椅子的小桌)摆的行子是否齐得成一条线，在院子的墙根处是否残留有灰土。
正由于王老师为人公正，做事极端负责，又有学问，后来听说被蓝田县请回去，先后担任过县立完小校长、县立中学校长和县教育局长。由于他不同流合污，反对县里的黑暗腐朽势力，所以被排挤，任职时间不久，即愤然辞职。在抗日战争中，他在西安西华门邮电局工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在外县的地址，联系后我来西安看望他，这时他已显得衰老背都有点驼了，但严谨热诚的音容和正襟危坐的仪态仍如当年。师生久别重逢，都激动得落了泪，他恳切地说：“你在教书，很好，教育事业虽辛苦，但教育后代是很有意义的事，教书还要教人，尽力为国为民做些事，也不算白活一世。”这次见他时，我早已是共产党员了，不过他勉励我的话，仍是很有意义，我终生不能忘记。现在我已七十五岁，但总是不服老，要拖着弱身体做点事，这与王老师多年前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师生一分手，转瞬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后来听说，他在解放前就逝世了。由于他一生不爱钱!既不修房又不置地，工作所得的薪水，除维持俭朴的生活外，都供给了穷学生和公益事业，所以他死后，家贫如洗，由在蓝田的学生们(很多在教育界及各单位工作)凑钱将他厚葬了，并筹钱给他的妻子们修补了住房，还给买了些土地，以维持家人的生活。至今，凡受过他教益的人，还是念念不忘，赞扬备至。我觉得王象贤先生的工作精神不仅是今天教育工作者的好榜样，也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再继续叙述模范小学的变化。民国九年寒假中，董纯甫校长辞职，新任校长是陕南人张又新先生，他受过高等教育，办学校很负责、认真，不仅对学生的品行和功课成绩要求很严，对教师教课也要求很严，因而当时的学风、校风都很好。
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反对旧文化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地波及到西安地区，久被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和旧习惯势力压抑得透不过气的各校学生，逐渐觉醒，敢于奋起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打倒孔老二!”等口号了。单级师范的全体学生也不例外。记得我们学校的学生头目是师范班的马长清(回族)，(听说此人一贯进步，解放后是甘肃省政协的负责人之一)，平时在课余，不仅在师范生中活跃，和我们部分小学生也接近，经常讲些国耻的事情。至今他那魁梧精干、热情诚恳的仪容仍活生生地如在眼前。大概在民国十年，有一次西安各校要开会游行，马长清在初小部挑选了我弟田克宽(当时10岁)，让他在大会上讲演，简短的讲稿是级任王象贤给写的，我们一部分小学部学生和师范生一起去参加了大会并游行。会上法政专门学校(也俗称“法政大学”)学生谭再宽在讲演中痛哭流涕，当场咬破手指用血在一块白绸上写“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竟至昏倒，接着马长清将我弟抱上讲台，让他讲话，10岁的孩子边哭边讲，感动得很多与会者流泪，并高呼救国口号，马本人也做了很激昂动人的讲话，陆续有各校的代表沉痛讲演，会场的气氛极严肃激动，一阵阵怒吼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当时单级师范和所属模范小学的正派校风、严肃勤奋的学风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对我启发与教育很深。
民国十一年，单级师范附属小学改名为“省立模范小学”，校长仍是张又新。学校规定学生都要穿八大块制服(制服上身是用八块镶成，据说这是学日本的样式)，领口两边要缝上用黄铜片刻的“模”“范”二字的圆形领章，在大盖子制帽硬沿的正中要缝上铜质圆形的有“模”“范”二字图案的帽徽。校风仍是很严，强调操行(即品德行为)第一，功课第二。学校认为，如果一个学生学些坏毛病，品行不端正(包括不孝顺父母，不友爱，不老实，小偷小摸，懒惰骂人，打架，等等)，长大后不仅不能成才，反而会成为社会上的败类。教育的方法是尽量发挥儿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仅在课堂上用启发式，平素学生犯了校规，不着重惩罚，而由老师耐心开导你自己省悟，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王象贤老师就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启发学生。在1927年上半年，杨明轩同志任教育厅长时，将原来的模范小学改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新任校长，名刘依平。在课程中增加了一门“党义”(即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教这门课的教师须由国民党部(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指派。不久将原来的“修身”与“党义”合为一门课程，叫“公民”，并有正式的“公民”课本(包括三民主义、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等内容)。
这所学校，在1927年上半年革命形势大好的时候，由中共党、团员掌握着，曾有过两件革命史迹：(1)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在礼堂后面建一简单的小楼名“大钊楼”，内陈列有革命导师马列的画像及大钊同志遗像和革命书刊。此楼不久随着白色恐怖的到来已被拆毁。(2)1927年的1～2月间，为了适应开展革命工作的需要，准备为党培养一批军事政治干部，由魏野畴同志，负责在第一模范小学校内办了一个政治队，名义上是国民党陕西省党员领导的，而学员是由各地推荐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近百人，学习一个月时间即分配工作。当时由于该队属中共陕西党组织领导的，有许多有利条件，所以在1927年2月25日(农历1月24日)晨在模范小学操场召开了西安市党团员活动分子大会，有百余人参加。
1930年第一模范的校长系张静渊，以后改高级中学实验小学，旋又改为第一实验小学。1931年，这所小学校划归省立高级中学(今市20中学前身，在东厅门)的附属小学名“实验小学”，可能由于当时已有“西安师范实验小学”，所以将这个实验小学定名为“第一实验小学”，派的新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王子休。并将小学西院的“报恩寺”遗址改修成幼稚园。1933年，将这所小学改名“报恩寺街小学”。解放后改名为“西安市莲湖区报恩寺街小学”。
1933—1944年的10年间，因西安的人口陆续增加，学龄儿童也随着增加，该校班级屡经扩充。当时该校的校歌是：“一实校，一实校，绿枝短墙四面绕；热心学，苦心教，师生忘辛劳；忙过一年一年到，养成健儿把国保；一实校，一实校，礼义廉耻是目标。”
从1932年至西安解放的十余年间，在这所小学担任校长的，前后有：萧裕如，曾肄业于早年的西北大学；杨森定，毕业于小学教师训练所；胡定章，毕业于小学教师训练所；周瑞孚，毕业于西安师范(曾任女师附小校长几年)；王舒荣(女)，毕业于女子师范及小学教师训练所；柴润生，毕业于西安师范，连任这所小学的校长直至解放。
解放初，学校由军事代表接管，不久，由延安来的伊兰同志(女，共产党员)接任校长。1951年由富平县调来的王文波任校长，至1966年“文革”前退休。由该校教导主任史德荣继任正校长，姚思品为副校长。不久，史调往西安市教育局，派田迪学任校长，姚副校长现在虽已年逾花甲，但尚健康，仍担任着副校长，勤恳地工作着。
这所小学的学制，从1952年春季开始改为五年一贯制(包括过去的所谓“初小”和“高小”)，至1982年又改为六年制。校址方面，除西隔壁的幼儿园部分，和50年代后期将东边的一部分以及操场的北部拨给省财政厅以外，现在实有面积只十五六亩地。有大、小房屋124间(包括所有教室)，很不够用。1982年南四府街小学停办，地址拨归新创办的“西安大学”，西安市教育局将所得的代价款的一半分给这个小学，让该校修建了一幢二层楼房，有12间教室。
报恩寺街小学，由50年代到“文化革命”前已发展到27个班，1000多名学生。据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近几年来，学生逐渐减少，现有20个班，800学生，教职工45名。
书院门小学的变迁
清末在书院门“两级师范学堂”(系“关中书院”改建)附设有“长安第二小学”。民国元年(1912)，两级师范改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长安二小也随着改为一师的附属小学，校址在一师的二门内东边，班级较少。在1930年前的一段时间里，附小主任陶觉已在这一所小学的学制及教学方面曾试行“道尔顿制”。“道尔顿”是美国一位教育家的名字，他办教育的方法是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只作辅导；学生在校不一定要上满规定的年限，而是学够规定毕业的学分即可毕业(这种办法在1930年前后，北平西长安街的私立文治中学还在试用)。当时只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课本，所以学生和老师都极缺乏参考书。对于文科方面，因当时该小学的学生年龄较大，理解能力稍强，加之老师辅导，尚可以“自学为主”，但在数理方面，参考书很少，课文内容也较难理解，必须靠老师仔细讲解，而老师本身的水平有限，参考材料又少，所以推行这种教学方法困难多而收效差。1930年下半年何寓础同志接任该小学主任。1931年春，小学从第一师范迁出来与“华塔寺”东侧的“女子模范小学”(今“书院门小学”的前身)合并，成为男女合校，起初仍名“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同年下半年教育厅下令改名为“西安师范实验小学”。由严木三先生继任该校校长(从这时起，将原来的小学“主任”升格为“校长”)，要实验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叫“活动分团教学法”，这里有“道尔顿”精神(学分制)的美国新教学法。严校长将这种方法改为“活动分组教学法”：即在一个班内按学生的程度和智力分为两组或三组，教课的方法是先让学生在课前预习，在课堂上由教师按不同程度分别教(即复式教学法)，学生虽用同样的课本，但进度不同，每学期按学分考试成绩升降两次，优秀生可提前毕业。实验小学的上课时间：初级小学每节课上30分钟，高年级学生年纪稍大，每节课上50分钟。单学的课程是：国文、算术、体操、唱歌、图画、手工、习字。高级小学除有上述各科外，加有“修身”(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和“博物”(包括生物、物理等，在满清末年，小学校已设有此科叫“格致”)。在这些课程中，以国、算为主。30年代初，取消了“修身”课，将“博物”改为“自然”课。1933年严校长离职，由小学教育界名人王汇百继任校长。1934年，“第一师范”改名为“西安师范”，原来的一师附小也相应改名“西安师范附属小学”。1963年下半年，西安师范与市师专合并，原来久负盛名的“西安师范附属小学”遂改名“书院门小学”至今。这所小学从建校至今已有70余年，在职教员中曾有不少正派而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有中共地下党员(如何寓础)，有掩护过地下党员的进步人士，如王汇百校长，有些教师思想进步，向学生介绍进步书籍，灌输进步思想，所以有不少西师附小毕业的学生，于1938年前后到陕北边区去参加了革命，后来成了各条战线上各级能干的领导干部。
关中书院——西安市第五中学
书院的起源与变迁。设书院从唐代开始，宋代最为盛行，都属私人讲学，明代亦如此。到了清代，书院改为官办，省、道、府、厅、州、县都设立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清廷旨令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改为“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又谕令省属书院改大学，府直隶厅、州属改中学，县属改小学。从此书院制度宣告结束，学校制度兴起，至今已近80年。
据《咸宁县志》载：“关中书院”(在华塔寺之东)建于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是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为前工部尚书冯从吾(字少墟，长安西关人，是关中名儒)讲学而设，为明代晚期官办的一个地方性学术机构，也是当时陕西的最高学府。冯从吾死后，在书院内建有冯公恭静祠，每年祭祀，到民国初年祠毁。
书院初建成时，门口立有牌坊，院内建有钟鼓楼，东西号房(即学员宿舍，民国年间我读中学时，把这样的房叫“号舍”)、学生书斋(即“学习室”，我读中学时，把这样地方叫“自习室”)，还有一座大讲堂名“允执堂”。明万历四十年(1612)为专门祭拜孔子，在院中建“斯道中天阁”(后人简称“中天阁”)。清康熙三年(1664)，书院范围扩大，又建“仁在堂”及“醒钟楼”，在院东边增建了讲学先生的寓所，西边增设了学生休息的地方，并建有池塘、假山、花草树木，风景秀丽，直至清光绪年间，历朝都有修葺。院内房屋总计370余间，占地面积130多亩。历经若干年的变迁，大型古建筑均已倾圮不复存在，只有原“允执堂”和小部分房舍尚在(已经翻修过)。冯从吾在“关中书院”讲学效果显著，门徒中不少在清初做了高官，或成了学者。该院在清初聘李二曲先生主讲并立了“学规”。
李颙，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县人，生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七年(1627)，死于清康熙十三年(1705)，明、清的大儒，著名的哲学家。清廷屡次征召，他都推辞有病，最后绝食，坚决拒绝才幸免。李二曲先生一生刚直不屈，鄙弃名利，过着俭朴的生活，表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崇高品德，是我们后世人学习的榜样。
二曲先生以后，在乾隆中期，该院聘请武功县孙酉峰太史主讲(孙为状元王杰的老师)。当时韩城县王杰，临潼县王巡秦，雒南县薛馥，华阴县李汝榛，武功县张洲，吴堡县贾蒂芳，是孙先生的六大弟子。还有孙的名徒周至县路润生，先任太史，后在关中书院任主讲几十年。以后在该院主讲的有名儒柏景伟(字子俊，号沣西)等人。
该书院直到晚清，人才辈出，如刘古愚即为陕西名人之一。刘是陕西咸阳人，曾考中举人，学问渊博，思想新，积极响应康有为的变法，当时有“南康”(康有为)“北刘”(刘古愚)之称。陕西大吏用陕甘大布统捐税，命刘古愚在泾阳县创办了“味经书院”。
关中书院是所谓“忠臣”明末祝万龄参政殉国处。祝万龄，咸宁县人，是冯从吾的学生，受冯的忠君思想影响很深，由于堵剿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封建统治阶级所谓“流寇”)有功，由“知府”升到“参政”(省官)后，回到西安。李自成攻陷西安后，祝万龄穿戴着“参政”衣冠，到关中书院祭孔子的“斯道中天阁”哭拜先圣孔子后，自缢身亡(另一说，祝被杀在山西)。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巡抚恩寿、藩台樊增样，将书院改建为“两级师范学堂”，内设“优级选科”，以学博物为主，“初级完全科”则以学经学史学为主(故称两级)，这是陕西创办师范学校的开始。清末在这个学堂内还开办了一所“长安第二小学校”。民国元年(1912)，将两级师范改名为“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长安二小”改为“一师”的附属小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又改名为“陕西省立西安师范学校”。1963年下半年，西安师范与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合并，迁到西安南郊，西安市第五中学由湘子庙街迁到书院门原西安师范校址至今。
西安师范不仅历史悠久，也曾是西安进步学校之一。由大革命时期至解放前，就我所知在西安师范有过这样一些进步活动：(1)1927年上半年在第一师范建立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区分部、中共团支部、青年社、学生会、西安市儿童团、西北艺术促进会等组织。(2)1935年4月，由西安师范教师武伯纶、党修甫、党晴梵等在西安师范创办了一个进步的综合性学术杂志，名《二四》(月刊)，执笔者还有西安教师曹冷泉(当时是《西北文化日报》副刊总编辑)、吕赞襄等(他们都是解放前的民盟成员)，只出版三期即被迫停刊。(3)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秋，进步人士左明(汉中人，电影演员)带领抗日宣传队来西安，与西安的戏剧、音乐界同志们在西安师范偏院茶话座谈，参加人有西安二中教师张寒晖(《松花江上》的作者)、周伯勋(西安人，电影演员)和姚一徵(戏剧、教育工作者)等。这次座谈，对在西安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有所促进。(4)1937年10月，北平救亡演剧一队来西安工作，曾在救亡情绪高昂的西安师范学校住过一个时期，当时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同志也随该队来西安开展抗敌救亡歌咏运动，他除在别的学校教歌外，也在西师亲自教唱过“全面抗战”“焦土抗战”“青年航空员”等歌曲。对该校全体学生的救亡情绪予以很大鼓舞。(5)1937年10月19日，西安进步文化界举行群众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活动，会场共设三处：一处在易俗社露天剧场，讲话的有杜斌丞、徐彬如等：二处在西安师范，主持人是周伯勋，讲话的有曹靖华、许寿裳、郑伯奇、武伯纶等；第三处在西安二中，讲话的有谢华、叶以群、党修甫等。(6)1937年下半年，由西安师范和西安二中的部分进步教师创办的《老百姓报》在西安师范诞生，由在西师担任训育主任的李敷仁同志(中共党员)主编，参与筹办和撰稿人有地下党员张光远、张寒晖、余达夫、田克荣等和进步人士武伯纶、程西铮、郑竹逸等。这个用老百姓语言替老百姓说话、揭发批判反动派罪行的小报纸，在西北乃至国内其他一些地方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和青年读者，对于激发他们的抗日情绪和启迪他们的革命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曾引起欧洲一些进步国家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常用报纸来交换。(7)1945年“世界学联”在西安师范召集陕西进步学生开会，一部分教育界名流如李敷仁、武伯纶等应邀参加了会议。此外，从西安事变前夕到抗战初期，西师学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颇出色。同时该校有不少学生奔赴陕北边区学习，以后无论是在战争年代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担任着重要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