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五路”路南，由东往西的建设状况
西五路东口路南转角处，50年代修建了一座三层楼(正面向解放路)和后边一大院平房，先是“陕西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地址，十年动乱中，科协解体，原地方为“西安航空售票所”使用，以后该所迁往西关机场附近，这里又归“省机械设备成套局”用。1982年初，这座楼里开了“解新百货商店”(而省科协恢复后，几年来至今，一直没有地方，只能在新城内的一小院平房内挤着办公)。
东口内由东往西：1981年全部拆除了原科协的后院全部平房，建成了一幢六层和七层的漂亮大楼，是“陕西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和西安市水产公司开的“西五路水产店”的地方。这个水产店规模较大，设有鲜活鱼专柜，除供应冻带鱼、冻海杂鱼、冻马面鱼、虾皮紫菜等以外，夏季还供应活鳝鱼、鲜青虾。店西是“西五路公共汽车管理站”。楼前的一般人行道约两丈四尺宽(这里按将来扩宽西五路的计划)。大楼紧西是一条很窄的半截走道，里边只有几户破烂院子。从走道口外往西到“尚德路”南段的北口这一段，除“国营西五路煤炭店”是前几年建的较整齐的平房大院外街边及其后全是矮破房，在人行道边的部分矮房中，有1982年待业青年开的“专快照相、冲晒放大”的小铺和小百货店。在路南这一段街边，设有从解放路十字经东五路北转到北郊徐家湾的17路公共汽车站和从解放路经东五路往东北郊辛家庙的16路公共汽车站。所以西五路东口内(包括路北的电车、汽车站)，经常是往来行人成群。
尚德路南段内的路西，靠西安市体育场东墙，在1982年，搭了一长排钢架简易房，作为待业青年开的各种商店。在南段外尚德路十字的车道边竖了一块大商号牌——“西五路青年商场”。往西靠体育场的北墙外人行道边也搭了一长排简易房，设有：市文化劳动服务公司的“振华文化艺术服务部”(实际出售的是各式时兴服装、毛线等)、西电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的“青年综合商店”、西光(西北光学仪器厂)劳动服务公司的“眼镜综合门市部”、西安市工商联劳动服务公司的“青年百货商店”(专出售衣服、鞋子及毛线等)。附近是市体育场的“儿童游泳场”入口处。再西是高而宽“凯旋门”式的市体育场大门。门东西两侧设有画廊，经常展出各项运动照片及有关运动的宣传画。70年代后期对于城内这个唯一的体育场内的设备有了大改变，现在已修成了椭圆形有高层看台能容纳万余观众的大运动场，场外，东有游泳池、水泥滑冰场，西有灯光球场。除平素有各种球类比赛和晚间放映电影外，也常有杂技团来这里演出。大门西一长段砖围墙内也是体育场的范围。其西邻有70年代后期建的一幢五层高大楼，设有：“省外贸商店”“省商业局青年百货商店”“西安炊事机械商店”“西安市饮食机械厂营业部”“陕西省商业综合服务公司”和“省商业局科技处”等单位。此楼西是新城(关于“新城”简况的材料附后)的东墙外一条南北向的巷道，巷内西侧的东墙北半段已于1960年前后全部拆掉，在原墙基上筑了围墙，墙内是新城范围，60年代建起了四幢五层的楼房。南半段城墙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拆除。在巷内东侧，由北至南修了九幢五层高的省级机关家属宿舍楼。
巷口外往西是新城北墙外，原是地势低的古城壕，解放前已有少数人用廉价买这里的地皮修住宅，从60年代起，逐渐建起了许多房屋，原城壕已无痕迹。再往西的人行道边十几年前建的一些不整齐的平房和一排近年来才修的平房中，设有：存放建筑材料处和工人的临时宿舍，正在改建的“新城区西五路摩托车修配厂”“黄河牌电视机特约修理部”“国营秦岭电工厂秦岭牌风扇特邀修理服务部(1982年，出售电风扇铺子很多，很畅销，因而也设了修理部)和“秦安焊割机具厂业务接洽处”。过了这段平房，是1980年建的一幢五层漂亮大楼，正门在楼的西侧，楼下挂有“陕西省电子技术研究所”、陕西省电子例行试验站的“电子服务部”和“陕西省电子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几个单位的牌子。接着又是一幢长的五层漂亮新楼，设有“陕西省农业机械供销公司”“农机五金商店”和“副食百货商店”。楼后靠新城北墙(新城北门两边各有一段城墙至今仍在)在70年代已修了一幢三层宿舍楼。这些楼在新城北门外一段短路的路东。
新城北门外的路西，靠新城北墙，70年代后期建了五层家属楼。1980年，在楼前人行道边修的长幢五层漂亮新楼，设有“中国景德镇陶瓷店”“陕西省物资局综合公司知青商店”“陕西省燃料公司”“陕西省物资局综合公司”“陕西省金属回收公司”“西安市物资展销馆”(大厅内展品的花色品种繁多)和“西安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代销服务部”。在大楼西侧另开有大门，挂着“西安市物资局”“中国集成装箱公司西安办理站”和“西安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几个牌子。在这两侧有条小路，通向大楼后在新城北墙基上建的两幢五层高的省级机关家属楼(这里一段新城北墙已于70年代拆掉)。小路口外边以西临街仍是1980年落成的一幢讲究的五层楼，在一层设有“陕西省机电公司供应站”“五金百货商店”，二层以上是宿舍楼，后边也是两幢五层的机关家属楼。其西有一条南北向的窄走道，是60年代初，在“十九粮店”后面修的由北到南五排省级机关干部家属楼的出口处。原来在新城西北角城墙外，包括这些楼的地基在内的大片地方地势低，每逢雨季或夏天下了暴雨，积水一多就成了浅涝池。抗日战争期间，逃来西安的人口猛增，于是有若干人出廉价在这里选买稍高点的地皮修了简易平房定居下来，住户多了，便给这里起了个优美雅致的名字叫“桃园新村”(取“世外桃源”之意，实际是“难民村”)，到解放后，原来的一些房屋已陆续倒塌，从60年代起，在这里，舒适讲究的若干幢四五层高楼崛起，彻底改变了过去垃圾成堆积水成洼的面貌。走道北口外转西，临人行道是60年代初修的一幢长二层楼，这里就是在西安市久负盛名的“十九粮店”。
这家粮店多年来坚持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过去该店除售各种粮食外，增设有供油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市场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82年初以来，该店又增设了“小吃部”“杂货部”“加工部”和“牛羊肉泡馍馆”。小吃部每天供应油条、豆浆、豆腐脑、扯面、饸饹、肉饼、罐罐馍(用上等面“富强粉”制，形似小罐，仿效有名的地方特产“蒲城蒸馍”)等七个品种，杂货部供应油盐酱醋、调料、烟酒等，加工部供应宽、中宽、细各种面条。为了方便顾客，该店的营业时间从早晨6时到晚上9时。该店对面是“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他们送饭到医院，方便病人。每逢节假日，他们设供应点，也派出流动车，方便群众买粮。这个供粮区有17个五保户，他们落实到人，按售粮日期，把粮、油、副食票送到家；还帮助五保户、军烈属搞卫生，拆洗被褥。粮店范围以西是“西五路肉食门市部”。
在上述建筑群的西侧有一条不直的“光辉巷”，南通“新民街”，西通北大街，北到西五路。出北口在西拐角处的一排平房内，设有物美价廉、生意兴隆的“西五路饭馆”和“西五路储蓄所”。从这里起往西到北大街(即西五路西口)一长段围墙内，是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的院部和职工宿舍区。
这块地方在清代的满城内，是“将军署”的南部，辛亥后成了荒地，种庄稼。后来在这里逐渐住了少数穷人，抗日战争前，国民党军队在这块空地上建了些简陋的平房做兵营。在抗日战争期间，逃来西安的难民中有些在这里的旧营房中安身，因而将这块地方的南边和东边的小巷起名“平民坊”(即今“光辉巷”)。抗战初期，国民党利用了一些人筹款，在旧营房的大院内空地上，又建了几间简陋的教室，开办了“私立新民中学”，借收学费赚钱。抗战后期又改名“右任中学”(以国民党元老陕西人于右任的名字命名)。西安解放时，校长及重要职员逃走，学校关门。50年代初，在原右任中学校址及其附近的空地上，建起了若干排敞亮的平房，作为西北医学院校址，校门开在西五路南沿，在对面的路北建了同样的几排大平房作为“门诊部”。到50年代后期，在南郊小寨以西新建了“西安医学院院部”(西北大区撤销后，将原西北医学院改名西安医学院)及“第一附属医院”后，这里遂改为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70年代以来，在路北原“门诊部”地方，增修了楼房(已在上面提及)，至于在路南的原宿舍区，1980年左右在院内的东部及临光辉巷的南部，建起了几幢五层高的宿舍楼，1982年又在院内的西部，以及把临街的几排旧房拆掉，正在建高楼。
在西五路西口内的路南，设有往东去的3路电车(从西郊来)、4路电车(从西郊进西门、经西大街、北大街东)站和9路(从西北郊进北门经这里转往火车站)、10路(从西南郊进“玉祥门”到东郊动物园)汽车站。至于经西五路往西、往北去的各路电车、汽车站分别设在莲湖路东口内的路北及西五路西口外的北大街，所以西五路的交通很便利。
现将“西五路”沿线的史迹材料列附于下：
革命公园
革命公园是西安的重要革命史迹之一，也是旧城门的一个旅游胜地。
从辛亥革命后到1926年，西安长期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1926年春天，正当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吴佩孚命刘镇华率领他的部队“镇嵩军”10万余人，由河南入陕，企图攻占被陕西国民军控制的西安，为北洋军阀扩大地盘，刘军攻破潼关后，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了城东的高地十里铺、韩森寨，城北地势较高的含元殿、龙首村、大白杨，城南的大雁塔、黄雁村、今西北大学的西部等据点，形成了对西安的三面包围。5月中旬，又攻占了城西的三桥镇，截断了西安、咸阳之间的交通，从四面包围了西安。刘的大本营驻扎在城东十里铺。刘军对西安城包围得水泄不通，但守西安城的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和国民革命军笫三军师长杨虎城所属部队顽强抵抗，经过多次激战，西安城依然屹立如故。刘镇华见城总是攻不下，无奈于6月上旬，竟放火烧掉城外10万亩麦田，火光烛天，烧了五六天。八九月间，又强征民夫数10万，绕城一周，挖掘了一条深宽各约丈余的30公里的断绝沟，企图困死守城的20万军民。这时北方局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同志派于右任赴苏联敦促冯玉祥速回国，冯回国后，被广州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联军总司令，在五原誓师，10月间孙良臣、吉鸿昌等四个师援陕部队由绥远经过甘肃到达咸阳。11月25日晚，冯军派出骑兵一支，从咸阳出发，通过斗门、郭杜、韦曲、三兆，迅速急进，刘军全线崩溃，逃出潼关，被围八个月的西安城终于解围。在城被围期间，因敌人围困极严，食粮十分缺乏，仅守城军民死于这场灾难的约5万人。占当时西安人口的1／4。据说从东一路东段到中山门一带大片荒地全是当时的乱葬坟。为了纪念坚守西安死难的军民，1927的2月，由国民联军总部发起成立了“陕西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并在城内东北隅选择了今“北新街”“尚德路”之间的一块空地创建“革命公园”，在园内东西两边各挖一个深、宽约两丈的大坑，将城内各处的尸体和遗骨用席卷着抬来这里，合葬一起，垒冢时，冯玉祥、杨虎城、于右任等军政高级官员都亲自参加负土填坑，垒成了两个大冢，大家叫“万人冢”。据传在挖墓穴时，从地里挖出了两箱金砂，被精炼成黄金，作为经费修建了“纪念馆”“祠堂”“革命亭”等纪念性建筑物。在“革命亭”前面的喷水池中至今保存着一个一丈多高的“太湖石”，(也叫“太后石”)，是冯玉祥在陕时从原秦王府中移来的，相传这块体形奇特美观的巨石最早放在唐兴庆宫中的沉香亭畔，俗讹传为杨贵妃所遗留，因名“太后石”。由于这里埋葬着革命军民，所以当时命名“革命公园”，至今未易名。在当时举行“革命大祭会”时，杨虎城以沉痛的心情，写了一副挽联：“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上联是对死难同胞革命精神的高度评价，下联是杨为西安未能早日解围，有所指责。
原来圈的革命公园的地址相当大，东至今尚德路北段(由西七路十字到西五路的一段)，西至今新城东城墙，北至今西七路，南至今东新街东段人民大厦门口。1928年，原满城区被辟为新市区，开辟的西五路从革命公园中间横过，路北是今公园部分，路南原公园的大片地逐渐形成了体育运动场地。30年代初，省主席邵力子对革命公园进行修建时，将公园划为公园区、森林区和体育场区。并在体育场设有足、篮、网几种球场，叫“革命公园体育场”。到1936年，在场地东部搭了一座不大长、很简陋的有四五层阶梯的木板看台。1934年体育场内新建了东西司令台两座，也增加了点运动器材，但仍很简陋荒凉。解放后，在修理革命公园的同时，重建了这个体育场，并正式改名为“西安市人民体育场”。现在的市体育场已经建设成西安人民文体娱乐的主要场所之一。1936年，在杨虎城将军主持下，在公园的南部(今市体育场)召开了庆祝西安解围10周年大会，会场搭着大戏台(即主席台)，有军政及各界代表讲演，会后演出精彩剧目，人山人海十分热闹。
国民党为表彰蒋介石，用革命公园原来的正南门以内的地方(即今人民大厦范围内)建起了一座能容纳七八百人的扇面形的会场，名叫“中正堂”。1952年2月间，西安举行“中苏友好月”，苏联艺术代表团来西安访问，只好将这个当时西安唯一的礼堂的主席台(即舞台)临时加工修理一下，演出了以当时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为主的芭蕾舞剧。1953年拆除了这个礼堂，并平整了周围的荒地，修建了七层高宏伟漂亮的招待内、外宾的“人民大厦”，1955年又在后边续建了一幢七层高的漂亮大楼专供外国专家及其家属使用。1960年苏联单方撕毁协定，撤走全体专家后，后楼为接待来西安参观访问的各国外宾和内宾使用。在西五路北的革命公园，抗日战争期间，当时的政府将公园的东部(临“尚德路”西)一长段地皮卖给私人修房屋。70年代初，才在公园东部的中间临尚德路开辟了公园的东门。公园的西南部，在抗战期间被国民党占用，修了些房屋，解放后，其中一部分改为省商业厅，现在是“省商业局招待所”，另一部分于70年代前期，拆了旧房，临街修了一幢四层楼作为“西五路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后边又继续建了两幢四层机关家属宿舍楼。公园北部，在西七路部分，解放前被一些私人住宅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占用，解放后这里修建了工人俱乐部和其他新建筑。
解放前，革命公园得不到妥善保护，墙垣倒塌，亭、馆破烂，碑石倾斜，荒草没胫，流氓特务横行，在西墙内(今公园的西门附近)一个卖茶水的人住的小房就是光天化日下暗娼卖淫的地方。解放后，重新整修了各个建筑物，广植树木万株以上，并开辟了儿童运动场，革命公园的面目又焕然一新且更加幽美了。1952年夏，罗马尼亚云雀歌舞团来西安访问演出，为了让更多的群众能看到精湛的演出，在革命公园的西北部空地上临时用木料搭了大舞台公演，盛况空前。60年代，在公园的东北部增添了一所规模小设备简陋的动物园，异兽珍禽吸引得城乡人民蜂拥而来观看。天暖时，园内北部设有露天的电影放映场地，也常有马戏团或杂技团在这里演出。所以这个公园是市内很热闹的一个休息、游乐的地方。在十年动乱中，园内革命纪念性的一些建筑、石碑、花圃、树木草坪，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公园又得到重视和修整，除新筑了道路，增植了大量树木、花草，还新建了荷花池、鱼池，池中建了“九曲桥”与池旁怪石垒的假山、石洞和山亭相通。在公园东段北部建设了展览馆、摄影部、图书馆、茶馆、餐馆和副食品商店等。西南部设有“棋室”，1981年还增设了电动游艺场。这一切设施与美化绿化工作的加强，每天吸引着城乡广大群众来游园。随着祖国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和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革命公园将会被打扮得更美丽更新颖。
新城
现在西安市内的“新城”是明代秦王府遗址，距今约有600年的历史了。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三月，大将军徐达从山西渡黄河入陕，元朝守将逃跑，徐达进兵“奉元路”，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今“西安”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元朝余孽库库帖木儿的势力尚在西北，在西安府驻扎重兵和修建高大的城池是很必要的。同时西安位于控制西北、西南(四川及云、贵等地)的咽喉地带，也需挑选强有力的统治者镇守此地。洪武三年四月封他次子朱樉为秦王，由于秦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太子朱标，所以受封在富庶险要的关中地区。同年七月，命长兴候耿炳文在西安城内东部修建秦王府，洪武九年王府修成，十一年朱樉到西安。秦王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自西汉以来，皇族藩王一般要受地方高级行政长官的节制和监督，明代则不然。秦王是第一个强藩，实际上是陕西的太上皇，督抚大员不得不仰其鼻息。此外，洪武二十二年，改大宗院为宗人府，命樉为宗人令，统辖天下皇族，虽然他“多过失”，但经皇太子的疏通，仍能安稳地保持住秦王的宝座。秦王的后嗣除嫡子袭封王爵外，其余都封郡王(即所谓“二字”王)。据《西安府志》中记载：“秦王府，西为保安郡王府，又西南一里为永兴郡王府，又西南一里为兴平郡王府、永寿郡王府，又西南一里为宜川郡王府，西北半里为千阳郡王府，又秦府东南三里为合阳郡王府，秦府国东城之外为临潼郡王府(洪武中为蒲城郡王府第)。再下便递降为奉国将军、辅国将军等。秦王子孙的势力遍布陕西。西安南郊的祭台村，俗称“朱家老坟”，是秦府的族葬之地。据说解放初，还有朱樉的后裔春秋前来致祭。
当时人们将秦王府城叫“皇城”(这一名称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又挨着皇城的南门外建筑了“宫城”(现在新城南门外至端履门一带)。皇城是亲王朱樉眷属居住的内院。宫城是王府所属各机关办公的地方。皇城有四座城门：东叫“体仁门”、西叫“尊义门”、南门(宫城的正门)叫“端礼门”(清初改为“端履门”)、北叫“广智门”。东、西、南三座城门早已拆毁，现在只保留着北门。
1642年，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率部与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开封西南会战，农民军获全胜，控制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军南下攻占襄阳府(今湖北省襄阳市)，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自称“新顺王”。同年夏，李自成军在汝州(今河南省汝县)一带歼灭了明王朝最后一支能与农民军抗衡的孙传庭部队，于十月初捷军西进，十一日打到西安城下，俘虏了督军出战的陕西巡抚冯师孔。守城将领王根子投降，农民军占领了西安城。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一月称王，正式宣布建国，并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这是继赤眉、黄巢之后，又一次在西安出现的起义农民建立了革命政权。据《绥寇纪略》中记载：李自成“据秦府为宫”，以“秦抚故署为吏政府”(在今西安钟楼西北侧的社会路一带)。这说明李自成曾在皇城(今新城)内住过。可惜他在西安的时间较短，留下的遗址、遗物很少。
到清顺治二年(1645)，在约有11平方公里大的西安城内的东北隅(包括秦王府在内，约占西安城的1／4)建“八旗驻防城”(八旗是清王朝军队的番号)，也叫“满城”，驻扎5000骑兵和他们的眷属，共有人口两万左右。原来的皇城已残破不堪，成了八旗的练兵场。据清光绪十九年陕西舆图馆测绘图中记载：满城周长1630丈为14里6分零，东西相距740丈为4里2分零，南北相距575丈为3里1分零。
清宣统三年(1911)，西安城内及四关的人口共11万多。在辛亥革命中，满族人死亡逃亡颇多，城内的人口更减少了。1935年通火车后，和抗日战争期间，外来人口很多。解放时，城内人口约39．6万人。
辛亥之役，满城区房屋尽毁于火，瓦砾成堆，偏僻荒凉，到民国十一年后，皇城逐渐成为西安的政治中心，满城区的面貌也渐改观。1921年冯玉祥第一次督陕时，让部队将秦王府城(皇城墙)的包砖拆下，在皇城内盖了许多新营房和一座楼房。供他和他的部队驻扎。秦府中的一对铜狮子，清初，被移到西大街城隍庙，十年动乱中又被移到省博物馆至今。1926年11月26日西安城围解后第三天，担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兼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从三原到西安后，即进驻皇城，开始办理战后工作。这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政治形势大好，西安的革命势力蓬勃发展，当时可以说是红色西安，在红色五月里，将原来的“皇城”改名“红城”，并将红城南门的墙壁粉刷成全红色，表现着革命浪潮到了最高程度。1927年上半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笼罩了西安，陕西省政府从北院移至“红城”，修了些办公用的平房，同时嫌“红”字有革命“赤化”的意思，便改名叫“新城”，至今未变。1928年，西安市政府成立后，在原满城区成立了“新市区”，规划道路，拍卖荒地。1931年，省政府仍迁回“北院”，杨虎城将军的绥靖公署设在新城，这时候在新城北门内修了坐北向南的“新城大楼”，新城北门设卫兵站岗，人和车的出入须持证件。1926年，“双十二”事变以后，省政府又迁到新城，一直到西安解放。
解放后，这里先后是西北军事管制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区撤销后，陕西省人民政府设在新城至今。同时，将原新城大楼加以翻新和扩建，并增添了新设备，成为很漂亮的一座办公和开会的大楼，大家叫做“新城大楼”，因墙曾有过黄色，人们也俗称为“黄楼”。大楼前的东西两边及中间，原来有些平房大院。由60年代初起逐步拆除，在东西两边已建起了几幢四层高楼，为省政府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由此往南：在西边，将新城的西墙全拆除，50年代，在墙基上，建了一幢东西向的五层大楼，为省级的几个机关办公用。在楼东侧，是由北往南通往新城广场的一条汽车路，在路的南口挂着“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两个牌子。在东边，建有和西边对称的同样漂亮的机关办公楼房。楼西侧也有一条由北往南通广场的汽车路。东西两条路的南口(由此进入省政府机关范围)都站着卫兵，出入须验证件。新城北门口也站有卫兵，但一般只准省政府所属的机关工作人员持工作证出入。在东边路口的东侧和西边路口的西侧，各于60年代修建了一幢东西长的四层高大楼，也是省属机关所在。再南面，是约占新城内一少半面积的“新城广场”。从广场东边起至东城墙的“中山门”，有一条街叫“东新街”，从广场西边到“西华门”(这和“后宰门”一样都是满清时的名字，而非明秦王府城门的原名)的一条街叫“西新街”。南边到东大街“端履门”十字一段叫“南新街”。新城广场北边建有群众大集会的主席台和“五一”“十一”的观礼台(由十年动乱前至今，再没举行过“国庆”和“五一”全市性的纪念大会)。文化大革命中，曾在主席台的位置塑有很高的毛主席全身像(到70年代，和别处的毛主席塑像同时拆掉)，在像后一大片东西长的地方打算建一座雄伟的“万岁宫”，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已打下了钢筋水泥的牢固基础，后又停止动工修建，将基地用土盖好。在广场的东南隅有一座平房大厅，常做展览用。西南隅，在解放前就建有一座简陋而地势低的平房会场，解放后改建的“新城剧场”经常有演出。1982年，在剧场的北墙外，动工修建西安市少年宫。
“七贤庄”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北新街北段的“七贤庄”。“七贤庄”的名字是怎样来的呢?30年代初，陕西省银行的资本家在“革命公园”外的西北侧买了大块地皮，修建了一排共七所坐北向南的整洁院落，经常有一些“名流”来这里聚会、吟诗、作画。当时《陕西工商日报》社长进步人士成柏仁先生(解放后曾担任副省长)为了表示不愿同流合污、憎恶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借用“竹林七贤”的“七贤”二字为这排房子的巷道起名“七贤庄”，并亲笔写了匾额“七贤庄”三字，落款题的是“左画樵叟”，比喻他自己是古山水画中砍柴的老翁那样清高，不追求名利。“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代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他们意气相投，经常聚会，游于竹林，饮酒作诗，人们称之为“竹林七贤”。
那么“七贤庄”这个地方怎会使人们感到很亲切而崇敬呢，现将经历略述如下：
1936年初，为了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大城市秘密买到的卫生器材和药品集中起来转运到陕北苏区，决定设法在西安开一所医院进行掩护。经美国朋友史沫特莱介绍德国共产党员海伯特同志(他是受德国党组织委派到我国上海帮助我党工作的)担当此项任务。于是在1936年五六月间，在“七贤庄”一号(这里比其他几座院的房屋约多两倍)开了一家“德国医师海伯特牙科医院”。由这个医院做掩护的地下转运站，不仅接收和转运了大量医疗卫生器材和药品到陕北苏区，转送了我党的一些干部到陕北和全国各地去；还在地下室装置了一个功率较大的无线电台，专门向全国各地转播新华社的新闻。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这个秘密状态的地下转运站就变成了半公开状态的“红军联络处”，在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后，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设在“七贤庄”一号院的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也由临时性的联络机构正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常设办事机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为了表示团结抗日的诚意，中央军委主席团根据协定于1937年7月18日发布命令：红军和游击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序列，统一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于是，又将原“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办事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以后，由于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后，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门口也挂起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实质上仍只是八路军的驻陕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和董必武同志先后常驻在这里。由于这个办事处设在西安，人们都习惯地称为“西办”。
在“西办”成立的同时，为了保证前方的需要，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租下“七贤庄”的四号院，设立了与“西办”平行的机构——采办委员会，由八路军供给部长叶季壮同志亲自领导。这是一个机构庞大、任务繁重的工作部门，每月或每季要向国民党当局领八路军在编的三个师及总部的经费、河防工事费、通讯材料、卫生器材、汽油、被服、弹药、等等。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还利用各种关系在各地采购前方和陕甘宁边区所需要的各种物资。为了开展统战工作，“西办”租赁了“七贤庄”的三号院，设立了统一战线科，专门负责统战工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把各阶层的抗战力量，团结在我党的周围。为了接待要参加革命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西办”还租赁了“七贤庄”的七号院，组织延安各校共同成立了招生委员会，专门负责接待和招收青年。据1938年前四个月的统计，经“西办”设法输送去延安的青年有2288人。
从1936～1946年的10年间，“西办”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领取、采购、运输抗战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边区以及掩护和接转党的干部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还和西安地区地下党密切联系，为党中央、西北野战军供给准确、可靠、及时的有关敌人方面的情报，也有卓著的成绩。直到1946年7月，蒋介石公然发动全面的反革命内战，同年9月10日，“西办”被迫撤回延安。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中央负责同志林伯渠、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等同志都曾在这里住宿或工作过，革命前辈李克农将军在“西办”主持工作多年。1937年9月间，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人)从延安回到西安时，曾在这里住过，她在《70年代西行漫记》中写她在“西办”住的情况：“那个房子很小，里面只有两个鸽子笼式的小房间——那是邓颖超的房子，她邀我住在另外一个小间。她那时刚从北平到西安时间不长。我在红军办事处住了一夜就去西京招待所清账，领取我的行李。办事处给我办了一张特别军事通行证，乘军用列车到青岛去……”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在赴延安途中，也来这里休息过。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控制“西办”正常活动，在周围建立了特务据点20多处，在革命公园、北新街小学(今后宰门小学)、私立作秀女子中学(在“七贤庄”以西)等处挖洞或筑哨楼，并在“七贤庄”巷口设小摊贩，对“西办”严密监视。此外，还有化妆成拉人力车(当时叫“洋车”)的、提篮卖纸烟的和来往过路的大批特务，整天在办事处周围转游、监视和尾随出入办事处的人。办事处的同志们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个个不怕苦，不怕死，斗志昂扬，坚持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革命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了纪念“西办”的光辉业绩，并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59年将1号院修复原貌，建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每天不仅有络绎不绝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来这里参观学习，经常还有许多外宾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参观访问。
四、莲湖路
“莲湖路”由“莲湖公园”(即明代的莲花池)而命名。在十年动乱中，改名“东方红路”，以后又恢复了原名。这条大街的东口在北大街，端对着西五路，西口在西城墙大豁口处(即原玉祥门所在)，全长约四华里多(2221米)，宽50米，其中水泥路面的机车道宽18米，两旁用成行的法国梧桐绿化带隔开，是柏油路面的自行车道，再到两边是用方格砖铺过的人行道，在人行道上，里边植的杨树，边上植的中国槐，现在均已高大，有一抱粗，浓荫蔽日，为西安市笔直的林荫大道之一。在1982年3月，“全民礼貌月”中，宣布这条宽敞、美丽、清洁的大街名“红领巾卫生路”。
“莲湖路”的位置当在唐长安城“太极宫”南墙内，从东部的“长乐坡”以北起，经中部的“承天门”和西部的“广运门”以北，到“掖庭宫”(在“太极宫”以西)的西南城角附近止。
在清代至解放初，从这条路的东口往西到“大莲花池街”(因附近有古迹“莲花池”而命名)十字这一段，是一条平均约五公尺宽的“王家巷”，原来巷两头和西安过去的一些古老窄巷一样有门楼，并安有两扇大门，晚间打更人住在楼上，夜深关巷门，黎明开大门。民国初年，东口的门楼尚在。巷内多年来一直是土路，两边全是平房院落。从王家巷西口稍转北向西，是一条弯曲小路，到“许神庙”(后人称“许士庙”)以西的“牛家巷”(近年来改名“从新巷”，此短巷北通“青年路”西段)南口止，叫“小莲花池巷”。由这里再往西到“老关庙”十字(今“前卫路”南口)一段，也是一条土路窄巷。清代至民国年间，名“孤老院巷”(即古“莲寿坊”)。
“莲寿坊”内除少数空庄基外，住户不少。1927年，在这条巷内8号院住的是中国共产党省委秘书处。在同年的“七一五”之后，汪精卫、冯玉祥等相继叛变革命，在冯军统治下的西安又转入黑暗时期，是年冬，秘书处被敌人破坏，在这里工作的同志及别处的同志男女党员王德安、方鉴昭、任礼等九人(即九烈士)被捕杀。
从这条“莲寿坊”小巷的西口外到西城墙一段，在未开辟“玉祥门”之前，城内西北角的大片地方人烟很稀少，所以没有正式的巷道。这里有占地面积很大的“西(习)武园”，即明、清时代的“北校场”。以后把许士庙街南口外“教(校)场门”以北的“抚标校场”也叫“北教场”(这里在明代叫“南校场”)。清代在报恩寺街设有“镇标校场”，以后人们把这里叫“南校场”。这些地名顾名思义可为驻扎军队和阅兵的地方。李自成在西安时期，每三天到大校场去亲自检阅一次部队的射杀练习，上述的“习武园”和教场门的“北教场”可能就是他在那里阅兵的大校场。据传，清代以前及清初，城内的军队都住在校场，官衙兵署仅有少量兵丁。校场内除官兵营帐住房外，主要陈设刀、弓、石及马，供练习武艺之用，所以校场都是宽阔平地。到清代中叶，军队有了部分枪炮装备，“习武园”即作为靶场。其他校场仅做军队操练之用。在民国年间，“习武园”是处决犯人的地方，没人收殓的尸体就埋在这里，同时有些穷人也埋在这里，成了“乱葬坟”。另外，在城内西北角有清代建的广仁寺(即“喇嘛寺”)，在西北角只有“习武园”附近到“广仁寺”一带的一条小路。
1927年底前后，在西城墙开辟了“玉祥门”，但长期没有启开使用，城西北角一带仍旧荒凉，到解放前几年，才开了一条粗糙的能行汽车的土路叫“玉祥路”。解放初，改铺成碎石路面。在1960年左右，从原王家巷东口直到玉祥门这条线上的窄巷和土路彻底改造，开辟成一条既宽又直铺了水泥路面的“莲湖路”。至今在北路北沿，从东口到前卫街的南口一段内，还留有未拆完的原“王家巷”和“莲寿坊”住户后院的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