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古城新长街及两边的街巷7

长乐路上话沧桑
浐河西岸的原上,有一个村庄,明代初年,曾在此屯兵围寨,得名小寨。清至民国,都称小寨村,也叫长乐坡村。距十里铺1.5公里。长乐坡在它的南面。
解放前的长乐坡,窄狭陡峻,没有行汽车的公路,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过。
解放后,对长乐坡进行了彻底整修,将坡道拓宽拉直,并使之延长,降低了坡度,使长乐坡上下,变成一条平坦宽阔的大马路,畅通汽车、电车,沟通了纺织城与市区的交通。由于坡度大大降低,现在就是骑自行车,也可不下车一直由坡下骑到坡顶。坡道两旁路边,有用石块和水泥砌的排水渠,直通到浐河,雨天路面不致积水。南北两面陡崖上,是几家50年代修建的大工厂的后墙,这些工厂排出的废水,也从渠里流走。现在的长乐坡下一直到浐河大桥,路边法国梧桐、洋槐、杨柳成行,绿荫蔽天,路旁田畦纵横,村落星列,人烟稠密,崖畔上青草如茵,野花似锦,变成半城半乡的地方,既有田园风光的恬静安谧,又有城市的繁忙热闹景象。
长乐路从浐河西岸起,经长乐坡直至到西安东城墙,共分东、中、西三段。
东路从浐河向西,上长乐坡,西口与长乐中路相接,接口处与幸福路交叉。幸福路是一条南北路,从与长乐路交会的十字口往南,穿韩森寨地区、咸宁路,可到陕西钢厂。此路的南尽头,有一个叫“等驾坡”的村庄,好多人根据我国地名命名习惯,多以为这个名字与古代曾有什么皇帝经过这里有关。实际上却是在清代之前,由于最早有姓董的人在这里居住,得名为“董家坡”,到清康熙时,已转音为“等驾坡”一直沿用到今天。在它的西南两公里,是唐长安郭城东墙的延兴门遗址。晚唐诗人韦庄曾有《延兴门外作》一诗,描写过当时这里“鸟声欢酒家”的繁荣情景……
幸福路北段,可通华清东路。由此向西可到西安火车站,向东可到十里铺。
长乐中路东头,过幸福路往西不远,与其平行的另一条南北向的大街是万寿路。它与幸福路一样,同建于50年代中期。由于路西侧有唐代的万寿寺遗址而得名。是目前东郊交通干道之一。北起华清东路,穿越长乐中路,经韩森寨中心地区,过咸宁路十字,再往南与西影路相接,由此可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大雁塔及南郊地区。车辆来往,川流不息。
万寿路中段的两侧地区,西安人习惯上统称之为“韩森寨”。解放前这里还是荒凉的农村,有个小村子叫韩森寨,村西有韩森冢,原来的村名依此称“韩森冢”,因明代在此驻兵,遂改为韩森寨,迄今未变。西安四周的农村,有好多村名都带有“寨”字,起源大都是由于明朝曾为屯兵之寨而来。
万寿中路的位置,在唐长安城郭城东城墙外不远的地方。路西侧有唐时万寿寺遗址。《西安府志》中说:“万寿寺在长安古城霸城门外一里,本梁萧岑宅,隋文帝立为延兴寺,寺东院萧琮之堂舍入寺。”唐中宗李显改名为永泰寺,唐宣宗李忱大中六年改名万寿寺。这座寺庙毁于何时,未作详考。它的遗址就在今西安市28中学附近,该校校园内留有一座砖塔,人们都叫它万寿塔。相传是明代所建。塔身已倾斜,快要倒塌,算是这座古寺仅存的一点历史陈迹了。
长乐中路南北两侧,分布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几个大工厂和这些工厂职工的生活居住区。当时大概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些工厂的生产区和生活居住区分隔距离较远,带有明显的苏联模式。临街所能见到的,大多是职工家属居住的灰色楼房和商业服务建筑。这些50年代设计修建的居民楼,大都用青砖砌面,机瓦盖顶,楼层不高,没有阳台和室外装潢。现在看来,虽不失朴素淳厚之风,在美观和舒适方面,就略有逊色了。而与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不少完全现代化的新建筑,异军突起,拨地而立,旧的临街商店、餐馆,也都争相做了豪华型的装修,色彩鲜艳,多姿多态。随着集贸市场开放,商品经济繁荣,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突破性变化,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长乐中路西头,是南北走向的金花北路。此路往北可到胡家庙,往南可去西安动物园。金花路得名,来源于金花落。金花落是解放前一个农村,其位置在金花北路与金花南路交接处的东侧。原来的村落已经不存在,村址为现在的动物园占用。据宋《长安志》记载:“金花落为唐兴庆宫一建筑群落。”清《咸宁县志》上说:“金花落在兴庆宫之东。”元代时在这里修建过一座圆通寺,寺旁的村子叫金花坊,也就是后来的金花落。可见这个名字是由来已久了。据传此处在唐朝是兴庆宫警卫部队居住的地方。70年代后期修建的西安动物园,占用了金花落和它周围的大片土地,使这里成为目前西安市游览中心之一。
被称为“水晶宫”的金花饭店,在金花北路与长乐路交叉的十字西南侧。建成于80年代中期。是由美国高衡公司投资、西安旅游服务公司合作,瑞典莎华酒店管理集团管理的陕西省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的国际豪华饭店。主体楼房两座,高七层。占地1.5万平方米,拥有五六百间客房。专门接待国外客人,收费昂贵,为目前一般中国人经济收入水平所不敢问津。因为它的两座楼房外部从上到下全部用茶色玻璃板包镶,给人以透明感,又矗立于闹市路口,特别惹人注目。刚建成时,人们觉得新奇,特别是从乡村进城的农民,常常要驻足观看,并给它起了个土名:“水晶宫”。1988年底,在它对面,位于长乐路北侧,又兴建起一幢西都大酒店,金花北路南口,建起了建国饭店。都是中外合资经营的大型豪华宾馆。前一个主体楼房高17层,后者建筑总面积5万平方米,论楼层高度,规模宏伟,气派华丽,都与金花饭店不相上下,使“水晶宫”再也不能独领一方风骚了。
过长乐路与金花北路交汇十字口往西,至现在的东城墙,是长乐路最后一段,名为长乐西路,长约2000米。这段路位置大致在唐长安城郭城东北部城墙内的兴宁坊和大宁坊南部。路两侧,大部分是商店,中、小型工厂和一些机关单位。
从金花饭店前坐电车西行,走一站路是陆军医院。这所医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长期来人们习惯上叫它“军大医院”或“四医大”。第四军医大学有两所附属医院,除此处外,在浐河之东,纺织城北面还有一所。它们分别被叫做陆军一院和陆军二院。除担负军队医疗外,很早就向社会开放。由于医疗门类齐全,设备先进,技术水平高,好多疑难病症患者纷纷上门求医,因此知名度很高,声传遐迩。第四军医大学,连同它的附属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共占去长乐西路北沿2/3的长度,路北绝大部分建筑物,都是该校从50年代以来,陆续修建、扩充的。校本部、医院共计面积1380余亩。这片土地,解放前曾是八仙庵庙产,租给农民耕种的耕地。
军大医院西墙外,是与长乐西路直对的康复路,南北走向。1980年以前,康复路还是一条行人不多、十分幽静的街道,店铺很少,居民不多。但从80年代初以来,这里已成为西安巨大的集贸批发市场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在此搭棚设点,出售药材、谷类、水果、皮货、服装及其他杂货,使这条街道变成人如流水,摩肩接踵,十分拥挤的闹市。
康复路西侧,是第四军医大学校园,绿树浓荫,环境幽静。与墙外喧嚣的市场,恰成两个不同世界。
康复路南口东侧人行道上有一座用铁槛围起的花坛,花坛中有一块长方形石碑。在喧闹的人海中,它并不怎么惹人注意,然而它却记述着一个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1982年7月11日上午,一位农民到康复路南口的公共厕所来拉粪,不慎掉进三米深的厕所粪池,眼看生命危急,挣扎不出。这时正逢四医大四年级学生张华从此经过,他不顾一切,奋勇跳下粪池,拼力将农民托起。农民遇救了,而这位大学生却被沼气窒息,倒在池内,献出了青春生命。这位来自黑龙江省虎林县农村的青年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精神,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1982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下令,追赠他为“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大学生”光荣称号。四医大师生集资捐献,在他牺牲的地方,立下这块纪念碑。
“张华事件”出现,在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当时社会上,主要是青年大学生中,正在展开一场关于人生价值的大讨论。挣脱长期僵化封闭的极左思想的禁锢束缚,青年人思想十分活跃,提倡“重视自我价值”“自我设计”、主张“自我中心论”等等,一时成为时髦。但与此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自我”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与坚持崇高社会理想的关系,这类问题却被不屑一顾或回避忽略。从后来人们发现的张华烈士的日记中,可知他生前对这场大讨论中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是认真思考过的。他的日记里,有不少发人深省的话:
“一个没有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的人,就像没有翅膀的飞鸟,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一个没有钨丝的灯泡。”
“一个人思想要正,意志要坚,骨头要硬,志向要远,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上办成几件事情。否则,他的一生将在幻想和呼口号中度过,无所作为,枉度一生。”
“一个人活着,要对社会和他人有极好的作用,就有价值,反之,就没有价值。”
“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
张华的牺牲,尽管在少数大学生中仍然引出“用一个大学生的生命换取一个农民的生命是否值得”这样的问题,但它毕竟不能掩盖这一事件在同代青年心灵上所产生的震撼力量。距此不久,发生的百名四医大学生在西岳华山集体抢救遇险游客的动人事迹,就是张华精神的继续和发扬。“华山抢险”行动,是张华事件的连锁反应。后来兰州军区话剧团,曾根据这两件事的素材,编写了一部大型话剧,在好多高等院校演出,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们的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兴庆公园
长乐西路南侧,军大医院对面,有一条宽阔的大街叫兴庆路。因路南头有兴庆公园而得名。此路修建于50年代中期,1984年拓宽为40米,由长乐路向南穿互助路直通咸宁路。沿途有陕西省荣军招待所、动物研究所、水电部热工研究所、西安市干部休养所等单位。还有一些工厂、商店和其他企业部门。在互助路与兴庆路垂直相交的西南角,就是兴庆宫公园。它是在唐兴庆宫遗址上修建的目前西安市最大的一所公园。唐兴庆宫总面积2060亩,比北京明清时的故宫差不多大一倍。今公园占地743亩,仅为兴庆宫原址的1/3多一点。
兴庆宫在唐长安郭城春明门内的兴庆坊。唐玄宗李隆基还没做皇帝前,曾住在这里。712年,李隆基登上皇位,两年后就把自己在兴庆坊的住宅扩充改建为兴庆宫。开元十六年(728),又把朝廷政治中心,由现在城东北的大明宫转移到兴庆宫。从此玄宗便在这里接见群臣,处理政务,举行宴会,进行一切活动。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他逃离长安为止。前后近30年。
兴庆宫是个长方形。建筑布局,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面为园林区,以椭圆形的龙池为中心,池周围有亭台楼阁,栽植着奇花异卉,北面宫殿群,主要的有兴庆殿、南薰殿、大同殿、长庆殿。龙池本名“隆庆池”,据说池内常有灵气飘逸,出现过黄龙,预兆着这里要出“真龙天子”。后来李隆基果登“大统”,因此下令改名“龙池”。池面18300平方米。唐朝诗人温庭筠的诗句“九重细雨惹春色,轻梁龙池杨柳烟”,就是当年兴庆宫景色的写照。
兴庆宫西南隅,有“勤政务本楼”,是李隆基与大臣开会讨论政务或赐宴群臣的地方。在李隆基手里,曾出现过“开元之治”的社会繁荣时期,这大概是和他早期还不忘“勤政务本”有关系。现在兴庆公园西南墙内,还留有当年这座楼的柱石。此楼西北,还有一座“花萼相辉楼”。此名来源于《诗经·小雅·常棣》:
常(同棠)棣之华,
鄂不*(左为韦,右为华)*(左为韦,右为华)(音伟),
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
取兄弟和睦相亲之义。李隆基这个人,对兄弟还是很有友爱之情的,他当了皇帝后,在处理公务之余,常把兄弟们叫进宫来,在一起游乐宴饮。有时闹到深夜,便留他们在花萼相辉楼上住宿,大家睡在一起,共同枕一条很长的枕头。那时兴庆宫的正门在西面,叫兴庆门。他有意把几个兄弟的王府都建在兴庆门附近,便于和他们随时往来。花萼相辉楼就在兴庆门以内不远,是他们兄弟相聚嬉戏的“俱乐部”。
除李隆基之外,兴庆宫还有一位重要主人,就是深受玄宗宠爱的杨贵妃。她于天宝初年入宫之后,李隆基便“从此君王不早朝”了。兴庆宫龙池畔有一座“沉香亭”,据传全部用沉香木建成,专供玄宗与贵妃在上面赏花而修。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有一次池畔花圃里牡丹开放了,玄宗携贵妃登沉香亭赏花,乐师李龟年带领宫廷乐队在旁边演唱助兴。玄宗说:“今天观赏名贵的牡丹花,又对着这样漂亮的妃子,怎么能再听陈旧的歌词?”他立即下令召翰林学士李白,创作新词,配曲演唱。
李龟年在长安街上跑了许多地方,好不容易才在一家酒楼上找到了正喝得醉醺醺的李白,让人把他抬下楼扶到马上,带进兴庆宫。可是他还是坐不稳,站不住。玄宗叫人在沉香亭铺上地毯,让他半坐半卧,并亲自用袍袖为他把口角的涎沫揩去。李白稍微清醒了一些,听皇帝说叫他写新词,便又向玄宗要酒喝,玄宗怕他又喝醉误事,李白却说:“我喝酒一斗,可写诗百篇。酒多诗才能好!”玄宗只得叫人替他斟酒。李白接饮之后,欣然提笔,写下著名的《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栏杆。
唐玄宗和杨贵妃看了李白的诗,都很喜欢。立即叫李龟年配曲演唱。据说被玄宗和贵妃都很宠信的太监高力士,见玄宗如此看重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穷知识分子,十分嫉妒,便故意在贵妃面前说李白的坏话,挑拨说李白诗里“可怜飞燕倚新妆”,是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暗喻杨贵妃。此人在平帝即位后被废为庶人,自杀而死,贵妃听信了他的话,从此在玄宗耳边吹“枕头风”,使李白终生未得到重用。
经过唐末兵灾,五代战乱半个多世纪的连续浩劫,兴庆宫的殿宇楼台毁灭殆尽,只空留半湖池水。金代一位叫张仲孚的官员,在池北面修了一栋众乐堂和一座流杯亭,作为宴请宾客和游乐场所。每年的三月三和九九重阳,长安城内都有好多人到这里踏青、登高或泛舟野宴。金正大八年(1231),池水已干,池底成了瓜田苗圃。南宋嘉熙四年(1240),由于引来城北龙首渠水,池水又聚积起来。但到清初,再度干涸,“沧海”又变为“桑田”。
1957年初,西安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兴庆宫遗址上修建兴庆公园。副市长杨晓初主持了这项工程。全市人民热情支持市政府决定,机关干部、学生、工人和街道居民都利用假日到工地义务劳动,先后有20万人参加了活动,不取任何报偿。现在的兴庆湖水面9.9万多平方米,是17部推土机加上义务劳动者的劳力开挖出来的,共挖泥土13万多立方。它的面积比原来的龙池大几倍。为了解决水源问题,杨晓初副市长以花甲之年,拄着拐杖,与技术人员一起远涉百里,勘测了距西安西南30多华里的*(左为氵,右为皂)河水源,决定从那里开渠引水,使干涸了几百年的湖底,重新出现了水光潋滟、杨柳垂岸的明媚风光。
兴庆公园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建成。1958年国庆节正式开放。
园内楼台亭阁,大多仍采用唐兴庆宫旧名,但都赋予新意。如池西南面的“花萼相辉楼”,对当年的李隆基来说,象征其一姓兄弟的和睦相亲。今天却成了大餐厅,游人都可在此憩息用餐,团聚宴饮。“花萼相辉”成了人民团结和民族和睦的象征。池南有一条长廊,用毛竹做架,栓皮为瓦,曲折婉转,形状如龙。内设茶社,游人可在此品茗、下棋,欣赏湖光山色。这里名“缚龙堂”。如果联想当年那个“龙池”曾出现过黄龙,而龙又是帝王象征的传说,便不难揣想今天这个新名的含义了。
园内新建的“沉香亭”,位于兴庆湖围绕的中央大岛之上。北有丛林茂密的假山,四周是各种形状的花坛。此亭如照唐代原貌全用沉香木建造,耗资太大,费工费时,人民政府哪能如此奢侈铺张?杨副市长与一位古建筑方面老工人张文魁反复研究,决定利用古物翻新的办法,将市内一些行将倾废的破旧古庙里的优质木料,拆卸改造,作为建亭材料,建起了这座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雄伟富丽的新亭。时间仅用了数月,又节约了大量资金。完全符合当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现在亭上“沉香亭”三字,是郭沫若题书。当年的“诗仙”在此留下名诗,千年之后的另一位伟大诗人为重建的古迹题名,两颗巨星千古相映,为沉香亭增添了不少光辉。
兴庆公园自建成以后,一直不断地整修和增添设施。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发展更为迅速,新辟了许多现代化的游乐场地,不少古迹经过新建,恢复了原来的名称。80年代初在公园东南草坪上,新建了阿倍仲麻吕纪念塔,以纪念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阿倍仲麻吕是日本人,开元年间来中国,曾在唐朝做过官,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死于长安。他与李白是好朋友。天宝十一年(753),他回国途中,船在海上遇风,漂流到安南,只得仍折返长安。但当时却误传说他已落海淹死,李白听说这一不幸消息,曾写了一首悼念他的诗《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卿”是古代人对亲近者的亲昵称呼。可见两人关系是很深厚的。1988年8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竹下登访华来西安时,曾专程到兴庆公园,凭吊这座纪念塔。好多日本旅游者到此,都要在塔前留念,缅怀这位开拓中日友好道路的先驱者。
兴庆宫公园正门朝南,临咸宁西路,与交通大学校门相对。另有西门和北门,通东关南大街和东关正街。80年代中期,由于兴庆路日趋繁华,才临兴庆路新开了东门。现在沿长乐路、互助路来的游人进园,再不必绕道而行了。
中山门内外
长乐西路西头路南,在今西安市拖拉机厂之西,原来有一条中兴路,从长乐路斜向西南,直通中山门。它在解放前,是现在的西安火柴厂前身中南火柴厂大门前的一条街道,1942年,命名为中兴路,当时曾是出中山门往东去的一条主要道路。东五路开通后,它便趋于冷落。80年代,西安火柴厂大门改移到环城东路,因扩建厂房,将此路从中间隔断。
中兴路北口西面,是西安人民搪瓷厂。此厂历史,差不多与人民共和国同龄。它从勤俭起家,艰苦创业,体现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某些特色。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人民解放军第63军的3名普通干部,接受了部队首长命令,在西安办一个搪瓷厂。除了拨给他们一笔有限的筹办资金外,厂房、设备、人员什么都没有。真可谓一穷二白。这三位军人像当年红军和八路军开辟革命根据地一样,以大无畏的气魄,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他们到处奔波,终于在小东门外偏僻的旷野,租下一座无人居住只有几间东倒西歪破烂房屋的小院。然后两人留下,带领新招来的工人清理地基,修补房舍,另一人连夜搭车赴上海去购买机器和招聘技术人员。这些已被任命为工厂领导的转业军人,还像在部队和战争时期在驻地帮助老乡干活一样,挥镢挖土,挑水和泥,袒衣挽袖,不顾脏累,汗水和工人流在一起,吃住与工人不分高低。很快,厂址修好了。从上海购置的设备和招聘的20名技术工人与一名工程师也到了。全厂敲锣打鼓,热情欢迎。厂门口贴上大红对联:
革命军人杀敌建国样样都能行
上海工人支援西北建设好精神
对联说不上有多少文采,但却真实朴素地反映了工厂创建者们的精神风貌和建厂之初的实际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建立起的工厂,不论在管理上或技术上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那时有一条,叫做群众路线,依靠职工群众,发挥集体智慧。厂领导和各级干部、党团员都重视政治思想工作,都重视发挥职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们生产的“骆驼牌”搪瓷产品,已在国内有很好的声誉,并且已在国外打开市场。1960年前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市场物资匮乏,那时人们能买到一件“骆驼牌”的脸盆或大茶杯之类的搪瓷用品,不啻目前买到市场上紧缺的名牌彩电或电冰箱一样欣喜高兴。这虽然反映了那时的消费水平,但却说明“骆驼”牌搪瓷当时已成为名牌产品。当然从60年代到80年代,西安人民搪瓷厂都在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特别是80年代以来,更有了巨大发展;产品质量稳步上升,花色品种日异月新,不断扩大。在当前商品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它在国内外,已建立了牢固的市场和信誉。如果说30多年前,那座在它的厂址上可能已不留任何痕迹的破烂平房小院,曾经是它发展历程的起点,那么近年才建成横矗在厂门里那座临街傲立雄伟壮观的高层大楼,就是它进入80年代后的新的形象。
搪瓷厂位于长乐路的最西端,厂西侧是与长乐路呈直角交汇的环城东路。环城东路沿东城墙外的护城河而筑,以东城门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在城墙东南角与太乙路北口相接,北段自东门直至城东北角的太华路。两段先后于1980年和1981年整修拓宽,分别成为25米和40米宽的主要交通干线。
中山门内以西、路北的民乐园,是冯玉祥的将领宋哲元所建。1928年,宋哲元的部队驻西安,宋兼任陕西省主席,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民乐园”。取与民同乐之义。1928年9月,冯玉祥由河南来西安巡视,正值民乐园竣工。宋即在园内剧场召开盛大的军民联欢会,欢迎冯玉祥莅陕,邀请了许多著名演员演戏。三意社演员苏哲民所演的《折桂斧》,很使冯感动,边看边用他经常使用的粗布手帕擦泪。这大概是由于这位将军出身贫苦因而容易被剧情和演员的真实表演引发起共鸣的缘故。
东西五路展新容
长乐路到西安人民搪瓷厂前面与环城东路交汇的十字口,大约占去整个长街里程的2/5。如果把这条长街划分为城区内、城东和城西三段,它是其中最长的一段。从搪瓷厂十字口向西,过城河桥,经城墙豁口进入城区,便是东五路了。
东五路位置,大致在唐长安城大宁坊西南和来庭坊南部范围。清代时处于“满城”东北部。这条街最初拓建于1928年。当时把它与现在的西五路连在一起,统名为崇礼路。那时城东北属于原“满城”区的范围,划成了“新市区”,这一区域内的南北街道,由东往西,依次以“勤、俭、仁、德”起名,前边加一“尚”字,东西街巷,由南往北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定名,上边加“崇”字。表示国民党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提倡新“四维”“八德”的意思。1950年,人民政府将东西街巷旧名废除,以方位次序排列,才有了“东五路”和“西五路”这个新名称。1955年,又将东五路拓宽,挖通城墙豁口,南北街巷,除将尚仁路(抗日战争后国民党政府已将它改名为“中正路”)改名解放路外,其他未做变动。
80年代初以来,由于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搞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城市人口与车辆骤增,此路不得不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扩展为23米。1986年,又在东西五路与解放路交叉的十字口,修建起环形天桥,以缓解拥挤的交通。
辛亥革命后,包括东西五路在内的城东北大片土地,还是很荒凉空旷的,有的地方是庄稼地,种植着粮食、蔬菜,有的地方是低洼地,积水成池。1934年陇海铁路修通后,在东北城角的城墙外建起西安火车站,才使这一地区人烟逐渐稠密起来。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于1938年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河堤,企图阻止日军西进,造成黄河决堤,洪水泛滥,成千上万的河南灾民纷纷沿陇海线逃难西来。他们在西安走下火车,举目无亲,便在车站附近择地栖宿,或搭起席棚,或用破砖烂瓦垒成简陋的矮屋。大都靠出卖苦力或摆纸烟摊、茶水摊、做小本生意以谋生计。从此这块地区,便变得热闹繁华起来,而且成了河南人聚居的区域。一直到解放,除过尚仁路之外,这一带并没有多少像样的高大建筑。从70年代起,在东五路东头路南,逐步拆掉一些破旧房屋,修了几幢四层居民楼。80年代以来,东五路面貌日新月异,发生了巨大变化,两侧高楼如雨后春笋,层层迭起。目前最高者有的已达13层,一般也都在五层到七层。往昔低矮狭窄的简陋小屋和破旧平房,几乎已经绝迹,当年的难民和曾居住在这里的人家,大都喜迁新居,住进高大宽敞的居民大楼。河南人是这一地区最早的开拓者,他们在这一带居民中占很大比例。河南话成了这一地区的通用语言。从解放前一直到建国后的“文革”前,在豫剧改革上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樊粹庭先生创办的“狮吼剧团”和著名豫剧艺人曹子道领导的“民众豫剧团”长期在这一地区演出,就由于这里有广泛的豫剧基本观众。“文革”期间,除过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外,“四人帮”不准剧团上演别的剧目,舞台节目极端贫乏,这两个豫剧团被合并为一个团——西安市豫剧团。目前该团仍以这一地区为活动基地。今天人们在这里,还可发现有以“豫兴”“豫民”和“中州”这类带有明显河南地方特征命名的商店、旅馆和餐厅。东五路西口南侧,有一排两层楼,全是门面不大的小饭铺,经营方便快餐。有糊辣汤、丸子汤、油茶、大饼、水煎包,绝大多数,都是河南风味的传统小吃。所有这一切,都显示了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某种文化特色。
东五路西口路北,有一条向北通东六路的小巷叫勤民巷。此巷南口与解放路之间,原来有一座转角的青砖楼房,西式玻璃门窗,两层高,每层各有十几间宽,大门开在东五路与解放路交叉的拐角处。楼一侧临东五路,一侧临解放路。解放前是一座旅馆,取名“北京饭店”。解放初,西安市总工会曾住在这里。1954年工会乔迁西新街,这里又成为旅馆。当时在解放路一侧楼下,有一家“春风理发馆”,规模较大,设备好,是全市甲级理发店之一。
东西五路与解放路交叉的十字口的立体环形天桥,竣工于1986年年底。高两层楼房,直径约60米,专供行人横过马路之用。从1980年以来,交通日益拥挤,南北东西有三条线路的电车和七条线路的公共汽车经过这里,又加在火车站附近,机动车和自行车密集,最容易发生交通堵塞和引发事故。立体环形天桥的修建,保护了横越马路行人的安全。桥面宽敞平坦,人行桥上可居高临下俯视四面街景,或驻足远眺,赏览壮丽市容,成为古城一处新的景观。最近,在天桥西南侧一幢楼顶,新出现了一块大型彩色动态广告,面积达16平方米。它的电子广告显示屏幕用近七万只高亮度发光管组成,夜幕降临,色彩斑斓,变幻奇妙,并配有悦耳音乐,吸引了不少市民和行人,聚集于桥上观看这一新奇的古城夜景。
西五路东起解放路,西止北大街。如前所说,它是原崇礼路的西段,比东五路略宽。这条街经过解放后几十年发展,到70年代末,已有了一定规模,进入80年代后,面貌变化更大。从解放路进入西五路,两侧高楼耸立,北面是西安铁路分局15间宽的五层大楼,它的围墙外东侧、环形天桥脚下,是深圳特区与陕西合资经营的“秦深商店”。前者在这里已有几十年历史,原来驻有铁路领导机关,70年代中、后期,西铁局在南郊另建了新址,这里的建筑便改作该局招待所。“秦深商店”是改革开放兴起后新建的企业,主要销售从深圳来的各种货物,陈设豪华。路南侧两座大楼,分别高六层和七层。分属陕西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和西安市水产公司所属的水产商店。过此不远,就是穿越西五路与解放路平行的尚德路。80年代中期,为缓解解放路交通,在尚德路北口的城墙开辟了新城门,名尚德门。出尚德门,东面就是火车站广场。城西南部分出入火车站的旅客和车辆,从此可不再绕道解放路,直接经尚德路出城即可。西五路南侧,由市体育场往西,在五六十年代,临街高大建筑不多。从70年代末以来,拆掉许多旧房,陆续修建起一幢幢漂亮的大楼,新办了不少公司和各类商店,使这条街道更显得繁荣和华丽了。
西五路西段
过了新城北门和北新街南口,西五路两侧,于80年代前后新建起好多幢临街大楼。这里有西安市物资贸易中心钢铁交易市场和技术市场,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行业。此外,一直到北大街,除过一些零星的商店、餐馆外,路北接连有两所大医院,即西安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西安市中心医院住院部。这两所医院所占路段,差不多是从新城北门十字至北大街距离的一半,将近一华里。现在的中心医院住院部,在五六十年代,曾是该院的门诊部,大门开在西五路。这里在解放前,是西京医院所在地。西京医院是50年前杨虎城当陕西省主席时,在他的支持下,17路军军医处长王季陶出面,联合了一些社会人士集资创建的私立医院。最早设在五味什字河南会馆,就是现在西安市第六中学的地方。1933年3月开业。到1935年,该院又在崇礼路购买了地皮,另建新址,1937年10月竣工,落成开诊。但在五味什字的医院并未停业,南北两院并存。1945年,因河南会馆要办“中州中学”,五味什字部分才迁入北院,合为一体。1950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拟筹建一所大型医院,觉得西京医院的地址较为适宜。当时任陕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的西京医院院长王季陶表示愿将医院全部交公。但由于解放初期的城市政策不允许无偿接收私人经营的企事业,只好由政府拨款30万元,为该院在五味什字另建院址,在其旧址上创建了西安市中心医院。到1960年以后,随着城市发展,中心医院需要扩充,在后宰门原西安市教师进修学院地址另建了新门诊大楼。门诊部迁往新址后,原来的地方全部改为住院部,同时将住院部大门移到后宰门街道南侧,与新门诊部相对。封闭了原来在西五路的大门。
西五路南侧,有一条向南去的光辉巷,它与西五路成“丁”字形,在西安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面。光辉巷北口东侧,面朝西五路,有一长排两层小楼,这里就是在全市久负盛名的十九粮店。十九粮店后面,光辉巷以东,原是新城西北角城墙外一片低洼地,脏乱潮湿,积水侵蚀。抗日战争时,从沦陷区逃来的难民,以低廉的价钱,买了这里一些地皮,先在较高的地方,修盖起简陋的房屋栖身,以后又陆续有人迁来,平地建屋,使这里变成难民聚居区。不知出自何人之意,当时却为这个地方起了个高雅的名字叫“桃园新村”。也许这个名字是受到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启示。桃花源居民不是为了“避秦时乱”才从外地迁徙到那个世外绝境去的吗?可这个桃园新村呢,却是垃圾成堆,积水满地,天上有日寇飞机轰炸,地上有军警横行勒索,连半点“桃花源”的影子也没有。那个美好的名字,只能是身处乱世之中的人民心中一种幻想的反映罢了!直到60年代初,才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平整,由北向南,修建起五排大楼,其中大多数居民,是省级机关职工家属。这时,桃园新村才彻底地旧貌换新颜,成为一块新居民区。
光辉巷以西直至北大街,现在基本上是属于西安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职工宿舍的地方,清代是满城区的最西部,位于清朝设在西安的“将军署”的南面。辛亥革命中,将军署被焚毁,这块地方变成了荒地。以后,有少数贫苦居民搬到这里居住,并在空地上种上庄稼。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军队也在这块土地上修建起一些营房。后来军队移防,营房空废,抗战开始后,许多外地来的难民,在这些无人的营房里栖居安家,形成了一个难民集居区,因此,这里曾经被叫做“平民坊”(实际是“贫民坊”的谐音)。另外,为了吸收平民坊的子弟上学,有人筹款在营房区的大院办起一所“私立新民中学”。抗战后期,这所学校又更名为“右任中学”。西安解放时,校长逃走,学校停办。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定创办西北医学院,便以原右任中学旧址为基础,扩充范围,在这里又增盖了许多排宽敞明亮的平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学院大门,开在西五路中心医院对面,同时在街道斜对过,建立了教学实习医院。50年代末,学院在南郊小寨西南子午路新址落成,实行了迁校。由于南郊已另建了附属医院,遂将原西五路的教学实习医院改为学院的第二附属医院,原教学区大院成了职工宿舍和家属区。西医二院,原来也都是平房,70年代建起了门诊大楼。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在门诊部大楼后的住院部又陆续修建了几幢楼房,新设了干部病房和传染病区。同时在西五路南侧的职工宿舍区西北角临北大街处,新建了两座形式新颖的高层楼房。把西安医学院改为西安医科大学后的口腔医学系放在这里,并建立了独立的口腔医院。从清代的“将军署”和民国的“平民坊”,演变成今天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群,西五路西端这一角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了!
再往西便是莲湖路了。莲湖路的街道变化,在前面都已写到,后面就不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