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继续叙述大庆路西段路北的情况：在“汉城路”北段(过去叫未央路)的南口外，没有电车，只有12路公共汽车从西北郊“低堡子”起经过汉“建章宫”遗址，“阿房公社”往东南转“跃进路”，经过陕棉十厂和第三印染厂前面，折往东到南口。由这里往西是大庆路最后一段，较荒凉，虽然路中间也有植了两行杨树的绿化地带把路分为南北两半，但路总的宽度只有大庆路东段的约1／3。在这段路的北沿没有专修的人行道，只在路边植了一行不整齐的树，临路北沿是一大片菜地和麦地，其间夹有大片荒地，看来过去是乱葬坟地。菜地北面有十几幢四层楼建筑群，是对面大庆路以南，“五一三厂”的家属区。其西是“西安机械厂”的家属区，建有三幢五层和几幢四层楼，连着的是“陕西第三印染厂”新建的五幢五层楼的家庭区。再往西到大庆路西口止是大片庄稼地。
(二)大庆路南边：从东口起往西到“莲湖区大庆路小学”附近这一长段和路北不同，全是旧破平房，因而人行道宽窄不齐，有的地方仅四五尺宽，在东口，有一幢直角形三层楼，一边面东在环城西路的西侧，另一边在大庆路口，楼里住的是“环城西路派出所”，楼西的不整齐的旧平房内，设有“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大庆路东口储蓄所”“西安市百货公司大庆路仓库”“大庆综合商店”“玻璃门市部”和裁剪衣料加工铺等小商店。
从这里往西到大庆路北沿的“西关卫生院”附近，是“潘家村”范围。据说这是清代就有的一个大村庄，村内原有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几条不直的巷道，如“党家巷”“董家巷”“陈家门”等。经过多年的变化，至今除“陈家门”仍存在外，其他一些巷名已没有了。解放后，由于城市人口增加，“潘家村”增加了些房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形势大好，这块地方的面貌起了大变化。各巷内仅存有少数解放前遗留的破院落，大部分都是近年来新建敞亮高大的瓦房。
在上述那些小商店两侧有一条半截巷叫“陈家门”。过去农民没钱从别处买胡基(土坯)筑墙修房，只好就地取土，所以这里地势低，潮湿，巷内共有门牌32个号，有的一个大门内住几户。“陈家门”北口外以西，临大庆路是几处简陋旧房的住户，西侧是一条窄巷仍叫“陈家门”(原来与东边的“陈家门”相通)，进巷往南再拐向西通“潘家村”。在这条窄巷内，除“陕西省西安市木材公司”和“西安市木材联合公司”单位外，只有24个门牌的住户院落。巷北口外临街往西除旧破院落外，有新建的平房大院，是“西安市莲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莲湖区个体经营者协会”。紧西是一院多年前修大庆路时未触动的破平房，现在仍懒汉似的躺在街边几乎占满了人行道。接着又是一条较短的半截巷(仍属大庆路范围)，巷内两边有几院破房，巷南端是“大庆路粮店”。巷北口外往西，是些农民多年的住家院，现将临街的旧房稍加修整，设有“木椽场”“西安木工机床厂汽车篷套沙发修理门市部”“大庆路土产杂品店”“西安木工机床印刷机械车间”等小商店，西邻又是多年前的一院纯粹农村式旧破房。这里紧西是一条南北向能行汽车的柏油路，路北口有“潘家村”路牌，在路中段的西侧有并行的两条往西的长巷子，这一大片地方都叫“潘家村”。
“潘家村”北口外往西，除前几年修建的“莲湖区西关卫生院”平房大院外，在颇窄的人行道边是一排参差不齐的平房院落，其间大部分仍保持着农村式的小土门和院内三合土的旧矮房，西侧的一条南北向巷道也名“潘家村”(与上述“潘家村”的长巷相通)。这条巷的北口外，往西临街又是些有小土门和偏厦房的农村旧式家户院落，不过绝大部分是新翻修过的红瓦房。其间开设有街道办的修自行车铺、出售土杂品的小铺和“大庆路电器修理部”。从这里起往西的一长段，原来的破房已拆除，在修宽的人行道边修了些整齐高大的平房，是“西安市莲湖区教学设备仪器修造厂”和“电器修理部”。接着是建设得更整齐漂亮的“莲湖区大庆路小学”，不仅有敞亮的平房，还有两幢二层的楼房。西侧是有四幢四层楼房的“西安市运输公司”的家属区。再西，临街是“劳动村”一长排平房的背面。
“劳动村”建于1953年，是当年为在这儿附近搞基建的工人而修的宿舍区，后来加以整修成了工人家属区。这块地面是南北较长的长方形，中间有一条能行大卡车的柏油路，在路南头，近年来建了两幢四层的和一幢五层的居民楼，路的东西两侧从南往北共有31排平房，密集着住户，有的一排内，住十七八户，有的一排住20多户。各排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仅能行自行车的窄走道。“劳动村”的西墙外有一段南北的窄土路，尚没有名称。从这里的西侧起，有50年代建的一幢三层、三幢四层楼房(没有阳台而有瓦屋脊)，是对面“西安仪表厂”的职工宿舍区，其中一幢楼下设有“西安仪表厂仪表量具修理服务部”和“肉食副食蔬菜门市部”。楼西是“劳动南路”的北口。
解放前在今劳动南路的位置就有一条路，南至西关的西头。在路的东侧由北往南，有“梁家庄”“东新村”，西侧有“任家庄”和“大营房”。现在这条线附近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劳动南路”的北口在“大庆路”南沿，南口在“西稍门”，这条公路笔直宽阔，在隔开机动车道与自行车道之间的绿化地带上，以及人行道边成行的法桐、中国槐均已粗壮成荫，街道整洁，风景优美。路东西两旁都是四五层楼房，其中多系宿舍区。来西安的外宾、侨胞从飞机场出来进城去，都走此路转到大庆路东段进“玉祥门”。
从“劳动南路”北口起，沿大庆路南边直往西，过“桃园路”十字、“丰登路”北口和“沣惠路”十字，到“团结北路”的北口这一长段(几乎占大庆路全长的一半)，绝大部分地面是50年代苏联专家为大庆路上各大工厂设计修建的生活区，从有些职工宿舍楼到他们所在的生产区走一趟要费一刻多钟，在当时还不能普遍用自行车的时候，职工一天上、下班回家、吃饭，要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在“劳动南路”的北口外大庆路中间，建有花坛，全栽的是红“美人蕉”和“一串红”，夏季繁茂的红花在艳阳下像熊熊的火焰，颇壮观。这里是通往大东门的2路电车起点站。在路口外东西两侧都有四层楼，西边的楼下设有“绝缘材料厂”的“绝缘材料经营部”和“国营劳动路中药店”。从这里往西有“电力电容器厂”修的几幢三层的、五层的宿舍楼，有的楼下设有“新华书店大庆路门市部”和百货商店等。接着还是五层宿舍楼和其西侧一条窄走道内的若干住户的平房。在走道西，70年代建的长五层宿舍，楼下设有“电工城百货副食分店”“五金交电门市部”“绝缘材料机电产品门市部”等。连着是50年代建的旧式三层楼和后边新修的五层楼，都是宿舍。楼西侧新辟了一条路，南头仅通到“劳动公园”，虽已铺成柏油路面，但尚待往南继续修，所以还没有正式的路名。此路北门内开有“绝缘制品加工门市部”，路两旁有新建的若干幢三层宿舍楼。路口外以西，是60年代修的三层、四层宿舍楼，和其西走道内的四层楼以及一些平房都是职工宿舍。走道外往西的四层、五层楼的西侧也有一条通向里边的窄走道。道西临街仍是前后两幢长排四层楼，1982年正在继续建设的一长幢五层楼，是“西安电缆厂”的宿舍区。楼西临街有50年代建的长排四层家属楼。西侧是一段缩进去的小路，其中有一长排两层的简易楼房是“雁塔区桃园路派出所”驻地。小路口外以西还是50年代建的四层宿舍楼，它的西侧便是“桃园路”。
“桃园路”是50年代后期筑的一条南北向能行卡车的柏油路，北至西北近郊陇海铁路附近的“郭家口”，往南穿过东西向的大庆路和东西向的“团结东路”，到东西向的“沣镐路”东段止，离南端不远处是“西安民航站”。在民航站范围以南，解放前就有“东桃园”和“西桃园”两个地名，后来在“西桃园”以西又修建了“桃园新村”及其以南的“新桃园”等居民点。现在的“桃园路”正是因附近有东、西桃园而命名的。
“桃园路”北口外临大庆路南沿往西，有“西安微电机厂”和“中国大马力电机公司西安营业部”的四层、三层宿舍楼和四层办公大楼。西侧是50年代建的并排两幢三层宿舍楼。楼后有60年代建的质量不好的一长排五层宿舍楼，1982年为了防地震，在楼周围进行了加固工作(近年来，对于许多这一类的楼房陆续进行了加固工作)，这里往西临街不相连的三幢50年代建的三层楼，近年来均已加固并改建为南面有阳台的五层楼，其中有的旧楼两侧连着又增建了五层楼，楼下设有“西瓷(即西安高压电瓷厂)劳动服务公司综合商店门市部”。有的楼后边建有四层长形楼，还有未改建的三层楼，下设有人民银行的支行。这些建筑都是职工家属宿舍。建筑群的西侧是“丰登路”。
“丰登路”是按“五谷丰登”之意命名的。这条南北向的路，北口在大庆路南沿(端对着路北的“西安变压器电炉厂”)，进北口往南穿过“团结路”十字、“沣镐路东段”和“军马寨”到西南郊防洪渠边的“西桃园”为止。这条通行卡车的水泥路平整宽敞，两旁的人行道较宽，成行的槐树已颇粗高。路两旁建了不少四层楼房，在北段有一所为附近各厂职工就医方便建的设备较好的“职工医院”。
丰登路北口外往西，是设有“西安变压器电炉厂多余物资销售门市部”的五层楼，该厂的几幢宿舍楼和一段围墙里边的“西安电器设备制造厂”单身宿舍四层楼。围墙以西是“西安高压开关厂”职工宿舍的两幢五层楼，楼下设有“高压开关厂清仓物资销售门市部”，近年来，又在楼后续建了三幢五层宿舍楼，楼西是“沣惠路”的南段。
“沣惠路”是因它挨着沣惠渠的东岸而命名。这条解放后筑的南北向的路，南起西郊“石家围墙”附近，往“西稍门”以西的“土门商场”东侧，沿着沣惠渠东岸，往北过“土门”十字，穿过“团结中路”“大庆路”中段，经“任家口”，过陇海路及其以北的“大兴路”到古汉城的南沿附近止。这条宽阔的柏油路，除从团结中路十字到大庆路这一小段稍弯曲外，其余都平坦笔直，在两边宽而整洁的人行道上，白杨和法桐两行树茂盛整齐，把路装饰得很雅致。这条路虽远在西郊和西北郊，但南段有从远郊“起重机厂”起往东通到钟楼的1路公共汽车，和从大庆路起通到火车站的1路电车，中段有从大庆路起通到火车站的3路电车，北段有从沣惠路通到火车站的9路公共汽车，所以往市区去交通方便。在沣惠路北段，目前新建筑尚不多。在南段内较大的单位是“电汽设备厂”。
沣惠路南段北口外西侧是50年代建的“西郊工人俱乐部”，内有漂亮的三层“文化楼”和一座高大的“礼堂”，经常在这里放映电影，演戏和杂技。“土门群众技术协作交流站”也设在这里，大门以西临人行道边一长排砖墙内的平房和设有“小卖部”的简易平房都在俱乐部范围内。
“俱乐部”西边临街一排两幢四层楼和楼后的一些平房、二层简易楼房都是“中国邮电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的地方。这个建筑群紧西边是新开辟的柏油马路，1982年尚无路名，南口通“土门商场”，路两侧的人行道颇宽。在此路北口内，东边原来是些农村旧破房，1982年下半年开始拆除，预备建大楼。西边在60年代已建有厂房，1982年又增修了三层楼，这是“陕西省水电工程局汽车修配厂”的范围。再往南，还有些其他建筑。这条新路的北口外以西，在人行道边一长排砖墙内有若干平房，也是汽车修配厂的地方。墙西的四层和三层大楼是“西安电磁研究所”，这个单位获“西安市1981年度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三等奖”。这里西侧是“团结北路”。
“团结北路”的北口端对着大庆路北的“二府庄”南口和“团结西路”的东口、“团结中路”的西口与“团结南路”的北口相衔接。此路东边有一条水渠，没有名字，可能是沣惠渠的一个小支流。进北口不远，在渠岸东侧人行道边有四层楼，是“第一机械工业部西安整流器研究所”“全国电力电子学会”的地址。路西人行道旁的楼房与一些平房是“庆安工学院”和“庆安技校”地址。再往南，路两旁还建有一些楼房。
“团结北路”北口外以西，临街是“庆安工学院”的一长段后墙。在这里人行道边设有三路电车的“面粉厂”站。围墙西一段是“陕西省第三机械工业局”的范围，宽敞壮观的大门两侧各有一长排两层楼房，院内有三层的一长排办公大楼和许多树木花草，环境颇优美。这里设有电车和公共汽车的“汽车场”站和“电车场”站。这个单位以西是某工厂背后的一长排涂红色的砖围墙，在宽直清洁的人行道上由里到外植的刺柏、法桐和国槐三行树既茂盛又整齐。围墙西侧是南北向的“汉城路南段”的北口，即汉城路十字，在这里的几间平房内设有三路电车调度站，是从大庆路进玉祥门，直往东转解放路到火车站的3路电车的起点。
“汉城路南段”全路干净，两边宽敞的人行道上植有杨树和国槐两行。在北口内：路西有1路电车的起点站，并在几间平房内设有“1路电车调度站”。这路车往南，经汉城路南段一部分，由“西安制药厂”附近折向东，经“沣镐路”“西关正街”“大西门”“西大街”“东大街”到“大差市”折向北经解放路到火车站止。由调度站往南是“国营庆安机械厂劳动服务公司”和规模较大的“庆安机械厂”的范围。路东由北往南是规模宏伟占地面积较大的“西电公司”和规模大设备全的“陕西省西安制药厂”。
“汉城路南段”的北口外，在“大庆路”最西一段的中间两行杨树的绿化地带上，有一段是农副产品贸易市场，摆着许多出售蔬菜、豆制品、鸡蛋、活鸡和肉类的地摊与小车，买卖颇兴隆。在人行道上摆着许多卖豆浆、油条、烧饼、蒸馍、糊辣汤、烤红薯之类的早点小吃摊和小吃货担，这主要是为适应早晨来市场做买卖的需要而设。农村自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农民逐渐富裕起来，也舍得花钱买吃的了。在人行道边的一排平房内，有小集体开的饭馆、国营大菜店、糖果副食店、“大庆路商场”“大庆路西口储蓄所”“西安机械厂”的后门和这个厂址的长段后墙。在这段人行道上的老洋槐树已残败。墙西是这个厂的大门和院内的一长排两层、三层办公大楼。大门以西有两幢两层楼和三座高大厂房的后墙，连着是一长段刷了红色的围墙。这一段路五六十年代植的法桐已有一抱粗。从这里起往西没有人行道，也没有建筑物，只是路边有距离不匀呈残败状的法国梧桐，快到大庆路西头的一段路边，什么树也没有，路旁是大片种粮种菜的农田。在西头菜地的后边建有“化工厂”的库房和一幢四层的宿舍楼，楼西有许多平房，是“三桥公社”新办的“三桥友谊搪瓷厂”“三桥化工机械设备厂”和“三桥建筑工程队”的地址。菜地以西和南北向的“跃进路”以南相接处是整个“大庆路”的终点。

注释：
①据《咸宁县志》中载：龙首渠一名浐水渠。汉书上说穿渠得龙骨，故名龙首渠。隋代的龙首渠，是自咸宁县界龙首乡马头堰浐水入此渠西流，由府城东过入长安县界。《西京道里记》说：隋开皇三年引水北流入苑，渠水(即龙首渠支流)到长乐坡上。《宋河渠志》中说：大中祥符七年知府陈尧咨见于城内井泉老咸，遂把城东二里的龙首渠的甜水引入城内，供人民饮用。另外，由西汉至唐，自澄城县西南引洛水东南流至大荔西仍入洛，这条渠也叫龙首渠。隋初引浐水的那条龙首渠当然是前者。
②秦汉时，曾在渭水上架设过三座大桥，即西渭桥、中渭桥和东渭桥。汉东渭桥早已无迹可寻。唐代开元九年(721)十一月，修建的东渭桥，据钻探和发掘的资料，初步估计，桥长约400多米，宽约11米，略以东北西南走向通向长安城。由于东渭桥可北行到达蒲津关(今山西永济县)，所以在唐代，有许多日本友人沿着这个方向，南下过东渭桥到长安。日本求法僧慈觉大师(圆仁)就是经过高陵县境的东渭桥来长安的。唐武宗李炎时尊信道教，排斥佛教，破坏佛寺，使僧尼还俗。当时圆仁也受到排斥佛教的迫害，被命回国，会昌五年(845)五月十五日由长安出发回国。
③至今灞水仍是由东南向西北流，桥的位置不是东西向，而是由东北至西南，往往认为过桥是往南行，所以圆仁认为“从灞桥南”，实际是往西南。
白鹿塬头纺织城
我们要说的这条长街的起点，是位于西安东郊的纺织城。这里是西安的纺织工业基地。从1954年起，先后建起了西北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四座大型棉纺织厂和西北第一印染厂。这批工厂，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它的建成，形成了一个从纺纱、织布到印染比较完整的体系，成为国内纺织工业最集中的地区之一。1958年《人民日报》上一篇通讯，首先称这里为“纺织城”。从此，这个名字便传开了。
纺织城位于浐河和灞河之间的白鹿塬北坡。白鹿塬南连秦岭，北至灞河岸，长20余公里，东西宽7公里左右。相传汉代时在这里发现白鹿，所以有了这个名字。汉文帝死后，埋葬在这里，他的坟墓称灞陵，因而此地又名灞陵塬。汉文帝刘恒是一位比较爱惜民力提倡节俭的皇帝，死后按照他的遗嘱，丧事办得很简单，墓内陪葬东西不多，与在他东面几十里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墓的豪华奢侈，形成鲜明对照。白居易在写秦陵的诗里，曾把他们做了对比：
奢者狼藉俭者安，
一凶一吉在眼前。
凭君回首向南望，
汉文葬在灞陵塬。
白居易是根据当时秦陵已被盗掘的传说而写的，诗中有“一朝盗掘坟陵破，龙椁神堂三月火。可怜宝玉归人间……”等句。但据近年考古工作者研究，认为秦陵尚未被发掘过。这些当然是属于另一种范畴的事了，但诗人对埋葬在灞陵塬上的汉文帝俭朴品德的称赞，却是显而易见的。
白鹿塬北坡，包括今灞桥镇周围地区，古称霸上之地，是西安城东的门户。唐颜师古注《汉书》上说：霸上就是“灞水上，即今所谓灞头”。这个“灞头”，就是由于它在白鹿塬北头而得。白鹿塬北头，地势高凸，过去沟壑纵横，杂草丛生，十分荒凉。旧社会有一首民谣唱道：“白鹿塬，浐河滩，满目荒凉少人烟；凄风苦雨茫茫雾，野狐恶狼断行路……”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使这里千年沉睡的荒塬，萌发了勃勃生机。50年代初期，一支建设大军，开进白鹿塬头的浐河东岸，一个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基地，在这里奠基施工了。泾河、渭河两岸，历史上就是关中盛产棉花地区，有丰富的纺织工业资源，根据这种特点，当时决定在西安和咸阳两地，同时兴建一批国营纺织厂。西北第一、第二棉纺厂的厂址，选在咸阳，三、四、五、六厂的厂址，定在西安灞桥南面，两地差不多于同时开工建设。咸阳的国棉一厂、二厂首先建成，于1952年开工生产。西安的国棉三、四、五、六厂，则是从1954年起先后陆续建成投产的。从此，古老的白鹿塬头，浐河之滨，第一次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并随之变成一块高楼林立、人烟稠密的热闹地区。
这四座纺织厂，连同西北印染厂的厂房，在浐河东面，紧依白鹿塬西面的塬坡下，一字排开，延伸十华里左右。塬坡下是南北走向的纺织城西街，各厂的大门，都在街西，全部是坐西向东，面向塬坡。纺西街东侧，爬上塬坡，是纺织城正街。这里街道宽阔，是繁华的商业区，有50年代就建立的纺织城商场，占地面积很大，各类商品齐全，包括书店、食堂、理发、照相各个行业，是纺织城最热闹的场所。职工医院、银行、邮局、旅馆，也大都集中在这条街上。
从50年代以来，纺织城就在不断发展和扩大，现在已开拓了纵横50余条街道。纺织城正街、西街和纺北路，都在堡子村与浐河东路相接，电车与公共汽车一直可通西安市区中心。当年建厂初期入厂的一批青年工人，如今大多已儿孙绕膝，不少人已到退休年龄，在他们历经艰苦、辛勤创业的白鹿塬头，安享着晚年。
纺织工业在西安地区工业生产部门中，居有突出地位，占工业总产值20.6％，占轻工业总产值45％。全市现有棉毛纺织厂114家，共有纱锭约50万枚，现代化织机一万余台，而其中纺织城各厂的纱锭就有34万枚，布机8500台，占全市比例的80％左右。有人统计，如果把纺织城几家工厂一年内生产的棉布连接起来，可绕地球赤道六圈。
文明摇篮古半坡
浐河东路，东起与纺织城相邻的堡子村，西到浐河，长1260米，宽15米。原是5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段郊区公路，1980年以后，才有了现在这个路名。
路东头十字北面是梁家街，过去是一个农村小镇，古时是通往商洛、湖北的要道，明朝末年才形成一个小小的街市，当时只住了30多户人家。自从有了纺织城，这里逐渐繁荣起来，目前已完全城市化。有一条马路，穿街而过，向东北经过灞桥热电厂，在官厅与西安至临潼的西潼公路相接，现在西安市去临潼的汽车，都要经过梁家衔。这条路由于位于灞桥热电厂西侧，命名为厂西路。路东的热电厂，建于50年代初。旧西安曾有一个小型发电厂，设备非常陈旧，那时人常说西安是一个“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的城市。解放后，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更新设备，移至东郊修建了这座火力发电厂，解决了城市生活用电和工业建设所需能源。它均发电能量是解放前的20倍。50年代渭南、宝鸡、铜川等地的用电，都是由这个电厂输送的。
浐河东路东头十字以南，是半坡路。半坡博物馆，就在这条路的北口不远处。
半坡村，位于白鹿塬西坡的浐河之滨，是一个不足百户人的小村落。明代时是驻扎军队的屯田寨。清顺治年间，有郭、刘两姓人居此，得名半坡寨。1949年改名半坡村。1953年修建纺织城工厂选址勘探中，在半坡村钻探时，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54年到1957年，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在面积约达一万平方米的区域内，出土了大批文物。1958年，建立了半坡遗址博物馆。遗址大厅入口处上方，有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题书的“半坡遗址”四个金色大字。1961年，国务院将这里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河流域是中国古老文化的摇篮。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的“仰韶文化”就是这种古文化遗址之一。仰韶文化是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产物，它的地理分布以黄河中游的秦、晋、豫为中心，西至甘肃，北至内蒙河套地区，东到河北东部，南至湖北的西北。半坡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仰韶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极为丰富珍贵的资料，被认为是氏族社会繁盛时期遗留下的古文化的宝库。
仰韶文化是以彩陶为其特色的。半坡出土的彩陶，颇能显示仰韶时期灿烂光辉的文化成就。仅在遗址上收集的陶片，就达50万片以上，完整和可以复原的陶制品近1000件。其中彩陶有红、黑、灰三种颜色，绘制在陶器上的鱼、鸟、羊、鹿等动物，体态逼真，形象生动，堪称原始美术杰作，很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专家所重视。有22种陶具上，还刻有笔画简单但形状比较规则的符号，共113个，可能是为了记事用的。文字学家认为，这是中国方块汉字形成的雏形。从而证明汉字的历史已有6000年左右。
现在保存在遗址大厅内的，是半坡原始村落的一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建筑结构和布局情况：房屋有半地下室与地面木架建筑两类，形状有方、圆两种。门都朝南，中间有一个烧火的土坑。房屋的建筑材料，主要用的是草泥和木料。房屋旁都有一个或几个储藏东西的窖穴。围绕着村庄，有一条壕沟，宽五六米，现存长度300米，是用来保护居民免遭野兽或外部落人侵袭的。这一切都说明半坡人在这里定居，时间已经很久了。从游牧生活，发展到定居生活，证明那时已有了稳定的农业经济和高水平的生产力。在半坡人居住房屋旁的一处窖穴里，发现已经腐朽的谷壳达数斗之多，可知他们已在种植谷物这种粮食了。谷子耕作技术简单，耐干旱，成熟期短，正是当时生产发展水平下最适合的粮食作物。从关中地区农业发展历史看，西汉以前，主要以种谷为主，小麦播种面积甚小，追根溯源，半坡人实在是我们种植粮食的伟大先驱者。
半坡博物馆建立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五六十年代，好多学校讲授社会发展史或古代史，都把学生带到这里，让他们亲眼看看原始公社后期人类生活情况、提高他们对劳动创造世界的感性认识，增强历史唯物主义观念。1980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旅游业迅速发展，半坡更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游览热点。近年来，当地农民集资，在这里兴建了一座半坡宾馆，住房设计为窑洞形式，独具风格，设备完全现代化，颇能吸引游客。6000年前，半坡人在这里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人类早期灿烂的文化，6000年后，他们又为后世子孙开辟了致富之路。他们的创造和奉献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怀念……
浐灞风烟千古情
浐河东路以西，接长乐路。此路现分为三段：长乐东路、长坡中路和长乐西路。修建于50年代，因为位于古长乐坡南侧，得名长乐路。
长乐坡在十里铺南面1.8公里处，今长乐东路的西端。据唐代编写的《元和郡县志》记载：浐川西岸，旧名浐阪，隋文帝恶其“阪”，改“长乐陂”。古时候把靠近水的地方称“陂”。因“陂”与“坡”音义相同，所以俗称“陂”为“坡”。相传唐中宗在坡上建有“长乐宫”。这些大概就是长乐坡名字的来源。
古长乐坡陡峭险峻，位于浐河西岸的高阜。这条高地往北延伸到今十里铺以北的米家崖、蒋家湾、李家堡和周家坡等处，往南延伸，有尉家坡、黄家坡和张家坡等村庄。浐河从蓝田县境的秦岭山峪中流出，经过长乐坡下，向北到赵村附近，汇入灞河。当年浐河水是清澈明亮的，所谓“玄灞素浐”，就是说灞水色黑，浐水色白。长乐坡这个地方，东临浐河，西有“龙首支渠”，清水环绕，杨柳成荫，野花在坡头田野开放，风景十分美丽，是古代长安人迎宾和送客的地方。《方舆纪要》曾记有这样的话：“旧有长乐驿，唐时为迎饯之地。”白居易的诗里写道：
行人南北分征路，
流水东西接御沟。
终日坡前恨离别，
漫名长乐是长愁。
温庭筠也有《早春浐水送友人》的诗：——
青门烟野外，
渡浐送行人。
白居易晚年最后离开长安时，曾与朋友们在长乐坡宴饮。他的《长乐亭留别》中有“灞浐风烟函谷路，曾经几度别长安”的诗句，就都是描写长乐坡当年情景的。
长乐坡前，浐水西岸，有两处古迹：
一、唐代临浐水西岸，在大明宫以东，建有“望春宫”。据清嘉庆二十二年重修的《咸宁县志》记载：“今斡耳垛社十里铺迤西南有高阜，东临浐水，系望春台故址。”相传唐时长乐坡一带，风光旖旎，景色明媚，每年春暖花开季节，唐玄宗与杨贵妃常来这里游玩，就住在望春宫。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陈羽，曾有《早秋浐水送人归越》一诗，诗中有“晓鸦飞度望春宫”之句。现在这个遗址已湮没。
二、广运潭。《隋书·郭衍传》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时，命郭衍为漕渠大监，凿渠自咸阳起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潼关，于开皇四年六月修成，漕运四百余里，名富民渠。《元和郡县志》上说：“天宝三年，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由古渠道至华阴入渭，名广运潭。”这里所说的“古渠道”，就是隋朝开的那条漕渠。广运潭在望春宫之东。当时潼关以外南北货物及关内外粮食，由黄河运到渭河，再经由渭河转入广运潭，运到长安城外的长乐坡下卸船，长乐坡一带成了百货聚集的码头。这条漕渠到了唐代宗大历以后，便逐渐淤塞，不能通航，停止了漕运。这里的繁华景象也就慢慢衰败下来。
下长乐坡过浐桥，东行十里，就是与浐河并向北流的灞河。灞河原名滋水，源出终南山，流入渭水。春秋时称霸于西戎的秦穆公，为宣扬他的霸功，改滋水为灞水，并修了桥梁，名为灞桥。《史记·王翦列传》中记载：王翦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唐时在此设有“滋水驿”。
滋水驿也被称作“灞亭”。灞河两岸，杨柳茂密，暮春时节，柳絮随风飘舞，宛如飞雪。“灞柳风雪”成为有名的长安八景之一。解放后，每年春季，都有许多机关干部、职工和学生到这里来植树栽柳，对灞河进行绿化。现在两岸河堤上的杨柳不少就是由他们栽植下的。除过浐河边的长乐坡，灞桥也是古代迎宾送客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折柳赠别，据说是因为“柳”谐“留”音，表示留恋、惜别之意。《开元遗事》上说：“灞陵有桥，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又称‘销魂桥’。”古代诗人在此留下不少描写灞桥烟柳和送别的名诗。李白的《灞陵行送别》写道：
送君灞陵亭，
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
下有伤心之春草。
我向秦人问路歧，
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
古道连绵走西京，
紫阙落日浮云生。
正当今夕断肠处，
骊歌愁绝不忍听。
戴叔伦《送友人东归》中写道：
万里杨柳色，
出关送故人。
轻烟拂流水，
落日照行尘。
积梦江湖阔，
忆家兄弟贫。
徘徊灞亭上，
不语自伤春。
韩琮的《杨柳枝词》写道：
枝斗纤腰叶斗眉，
春来无处不如丝，
灞陵原上多离别，
少有长条拂地垂。
杨巨源的《赋得灞桥柳留辞郑员外郎》写道：
杨柳含烟灞柳春，
年年攀折为行人，
好风倘借低枝便，
莫遣清丝扫路尘。
现在人们习惯上所说的灞桥，实际是指灞桥镇。它位于灞河东北岸。据清《咸宁县志》记载：秦朝在此修筑霸城，汉代设有霸陵县治。秦、汉时灞河上的桥，并不在这里，其遗址在距此西北方向十余里的今灞桥区辖境内的上桥梓口村之西。隋开皇三年(583)在今址修建了新桥，宋朝设灞桥镇。此后，灞桥的位置再没有大的移动。唐宋两代，曾对隋桥进行过整修。元朝至元三年(1337)，对灞桥做了大的改修，筑成石桥。长30余步，15孔，据清末曾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的日本人足立喜六撰写的《长安史迹考》中说：“灞桥在明代大施修葺，用黑大理石建造。有村落名曰灞桥镇。唐代称此曰灞亭……”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同治十三年(1874)对灞桥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全用长石条砌成，两边有石栏。桥长380米，宽7米。下有石柱408根，共72孔。这座桥一直使用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陇海铁路经过灞桥，在石桥北100多米的地方架起了铁路桥，此桥建于30年代初。现在因陇海路改成复线，这里已并立着两座铁桥。清代遗留的石桥，到50年代中后期，已无法胜任日益繁忙的交通运输需要，且历年河道淤积，桥孔堵塞，所以在1957年被拆掉，另建起一座高大宽阔的钢筋混凝土大桥。从此灞桥旧貌换新颜。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为缓解西安至临潼间交通拥挤现象，又在新桥之南，另建公路桥一座，使经过灞桥的车辆分道而行。今日灞桥镇西面的灞水之上，从南到北300米左右的距离内，已有铁路桥两座，公路桥两座，四桥并立，气势雄伟。若能使古代那些曾在这里吟诗咏叹的诗人重返人间，恐怕他们也不得不发出灞柳风雪景依旧、人间日月绘新图的感慨了!
灞桥由于所处位置重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宋代程大昌在他所写的《雍录》中说它“最为长安冲要，凡自东西两方面出入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秦末刘邦的农民起义军攻破武关、峣关，经蓝田至灞上，秦军在关中虽尚有数十万人，但见对方已控制了有利地势，只好投降。清同治六年，原太平天国将领、后成为捻军首领之一的张宗禹，率西路捻军进兵陕、甘，一月二十三日在灞桥与清军激战，将陕西巡抚刘蓉的30营湘军全部歼灭，斩杀了提督杨德胜和总兵萧德扬，西安告急，朝廷震惊。
1917年，陕西督军陈树藩投靠了北洋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胡景翼等在三原组织靖国军，出兵讨陈。这年年底，靖国军分左右两翼由东路和西路包围西安。西路军以张义安为先头部队，已到达西稍门外至小雁塔一带，东路军司令曹世英由高陵南下到灞桥，在此与陈军进行了激烈战斗，使省城受到严重威胁。可惜靖国军派系复杂，内部矛盾很多，号令不能统一，终于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反对专制军阀统治，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精神，仍在三秦大地留下深远影响。
对于灞桥和浐桥的地理位置以及浐灞地区的历史风貌，有两位日本学者曾在他们的著作中有所描述，一是晚唐时期来长安的僧人圆仁，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中记述进入长安的路径是：“到高陵县渭桥，过桥南行五里，到三家官佛殿宿。二十日早，南行二十五里，到万年县霸桥店中。斋后从灞桥南十五里到浐水桥。灞浐两水向北流去，水色清。西行十里到长安城东章敬寺前歇，寺在城东通化门外。从通化门南行三里许，到春明门镇国寺西禅院宿。”
另一位日本学者，即前文已经提到的足立喜六，是近代人。他在《长安史迹考》中记述他进入西安的路线时写道：“由灞桥行十里许至浐桥，是即圆仁所谓之浐水桥，唯桥已非唐代所建，桥系石造，两端建立牌坊，与四面风景甚相调和。过桥复行峻陡坡道，抵十里铺。此坡在唐时名长乐坡，为东郊名胜之一。由此约行十里，即为西安街市，在坡道上已可望见省垣之东门与城墙。在东关门前，换乘绮丽马车，振作威仪而入城……”这两位日本人在浐灞地区所走路线、方向，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然，后者在长乐坡上所望见的东门与城墙，已非1000年前的通化门，而是现在保留的明代城垣与城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