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建国路到底得名何时
古都西安作为国内著名的中心城市，其街道里巷，无虑万千，而位于西安城内东南隅的建国路，则是其中卓有声名者之一。解放前，这里有张学良公馆、高桂滋公馆和孙蔚如公馆；解放后，这里又曾是西北局机关所在地，而今省政协、省作协和省档案局仍在这一带办公。在西安待过十年八年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或没走过这条道路的。然而这条街道究竟是什么时候命名的，至今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一般都认为是解放后才有的，比如，田克恭的《西安的建国路》就说：
远在辛亥革命后，修筑东大街时开辟了一段南北走向的较宽而直的路，人们统叫“玄风桥”(即今建国路)……西安解放后，这条路改名为“建国路”，只将路北西侧的一条半截巷定名为“玄风桥”(保持原玄风桥的名字)，至今未改。
此文发表于1986年的《西安文史资料》第十辑上。几乎与此同时，西安市地名委、市民政局1986年6月编印的《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也说：
建国路……清光绪年间称为小差市，1952年改为现名。
而1993年西安市方志馆、档案馆合编的《西安通览》，更肯定了这种说法，也说它：
明代为阳王府内南北街，清代称小差市，1952年改现名。
应该说，田克恭和后两本书的编著者，都是西安有数的文史专家或地名专家，其说法自当有其依据和相当的权威。作为笔者来讲，由郊县走进省城，虽然在西安待了20多年，但对西安许多地名的渊源曲折，了解的的确不多，因而对此说法一向都是奉若圭臬，从没打过折扣，然而后来在曾供职过的西安市档案馆翻阅民国旧档，偶然发现解放前夕，即1949年1月，陕西省地下党《陕情汇报》编委会编印的《陕情丛刊》之二——《西安各机关暨重要人物住地调查》，有下面一段记载：
新疆贸易公司建国路北头路西
华丰面粉公司建国路
特务向方全住宅建国路忠孝巷十四号……
陈固亭住宅建国路丰阜里前街八号……
刘志寒住宅建国路忠孝巷十四号
其中多处明白地提到建国路，这分明是说解放前这里就有了建国路的叫法，换句话说，前面所举三个材料所持的建国路解放后才得名的观点并不可靠，从而不免心生疑窦。而此后不久在西安图书馆查看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见到其中根据1949年3月西北局社会部所绘《西安城市图》中的《民国后期西安城图》(民国三十八年)，也明确地标有“建国路”三字，更加深了这种疑问。
那么，建国路究竟是什么时候得名的呢?由于对流行说法的怀疑，我便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这个问题。迄今发现的有价值的线索，主要有下面几条：
一、西安市档案馆现藏1947年10月3日西安市政府给陕西省政府报送的《陕西省西安市辖区一览表》，表中第一区公所内即有“建国路”之名。
二、西安市档案馆现藏1947年3月西安市政府若干《铺筑煤渣路面工程预算书》，其中一件就是关于“建国路南段”的。
三、西安市档案馆现藏1946年10月15日西安市政府建设科给市政府的一份报告，内有“查建国路金家巷口合和面粉公司在马家巷口修筑大门一座”等语。
这些都是素称“历史的真实记录”的档案中的记载，说明1947年，甚至1946年10月就已经有这个名称了。另外还有几条馆存旧时报纸上的资料：一是1946年4月1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刊登的“解人结核病研究所启(广告)”，上面标的所址就是“西安建国路南段”，并特别在括号中注明在“玄风桥南城根”；二是1944年6月1日《正报》报头下所刊社址，就是“建国路信义巷十六号”，而其当日所登“瞿钺律师继续执行职务启事”上面标的律师寓所，也清楚地写着“西安建国路信义巷16号(电话976)”。它们则说明“建国路”这名称，至少1944年6月就有了，比档案中记载的还早一年多到两年。
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有关建国路名称的最早文献。不要说我，随便谁一看都知道解放后才有“建国路”名称的说法，实在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至于建国路之得名究竟在何时，或曰是否比1944年6月还早一些，因为材料奇缺，不好妄揣。不过据西安市档案馆藏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工程处1939年5月所绘《西京市现有道路交通图》看，至少那个时候这条路还叫做小差市南路，而不叫建国路。尽管这张图上也标有拟建的以“建国”命名的道路，但是，一、其位置不在城内东南隅而在城的北郊。当时由今自强路向北到含元殿遗址，规划有四条东西路线，统以“自强”顺序名之；而以北关为限，东西又各有九条南北路线，在东者统以“抗战”顺序题名，居西者才以“建国”号之。二、以“建国”命名的九条道路，由东向西，依次为“建国一路”“建国二路”，直到“建国九路”，并不是笼统的一律叫做“建国路”，跟本文所讨论的“建国路”断不是一回事情。不仅如此，笔者好不容易从档案馆民国档案中翻到下面一件西安市政工程处给陕西省主席熊斌的呈文更说明，甚至到1943年5月4日为止，也还没有这个叫法：
案查本处前赍《修筑小差市南路金家巷至仁寿里巷口碎石马路预算表》一纸，所需之款，拟由本年道路工程费项下开支，业经呈请钧府核示在案。兹据工务局本年5月3日工字第1157号呈称，据技术室负责人谈，上项工程已经核准，入原文(按指照录原呈)至“以昭郑重”等情。据此，除函请审计部陕西省审计处届时派员莅临外，理合具文呈请鉴核，届时派员莅临，实为公便。
如此说来，建国路的命名，似应早不过1943年5月，晚不过1944年6月，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倘要再在这个时段内做出更具体的判断，除非另有更直接的史料发现。不言而喻，“建国”这两个字颇有一些政治色彩，移之以做一条著名街道的名称，按照国人传统的思维定势，当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或政府提倡的某种事体密切相关，而“抗战建国”这个彼时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响亮口号，恰好足以成为其命名的最好由头。田克恭的文章和《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暨《西安通览》说它解放后得名，固然可能是考虑到它的政治成分，却极有可能把它和解放初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建设新中国”联系起来，不免难脱臆想之说。
也许有人会说，前面不是讲抗战期间，西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绘的《西京市现有道路交通图》已经把北郊的几条道路冠以“建国”之名了吗，怎么可能又把它重复地用在这条道路上?是这个道理，笔者也曾做过此想，也曾怀疑是不是北郊这几条路后来没有开筑，主事者把“建国”二字移来做了现在这条建国路的名称，可惜历史的真实还就是如此。据西安市档案馆藏《西京建设委员会谈话记录》，事实上1939年5月的《西京市现有道路交通图》上拟建的北郊这几条道路，1941就业已筑就并由省政府正式公布了它们的名称，而且不光这几条道路，就是图中规划的九条“抗战”路，也都是这样。所以尽管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可是史实如此，铁证如山，你纵不肯相信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古往今来一地重名的事情并不鲜见(如八家巷、曹家巷西安就都不止一个)。
何况“建国路”和“建国X路”并不完全重复。
因此，关于建国路得名时间的传统说法，是得考虑改改，再不敢以讹传讹，无休止地错下去了。
“景翼路”名称的来历
胡景翼，也叫胡笠僧，或胡励生，富平人，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兼总指挥，并与冯玉祥、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是民国时期陕西家喻户晓的人物。1925年4月，胡以34岁之英年在河南督军任上病逝，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47年西安市政府曾将城内德福巷等街巷改名“景翼路”，以示纪念。对此，西安市地名办、西安市民政局1986年编印的《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有简要记述。
不过据档案记载，当年有关方面动议以将军之名命名街道时，最初考虑的并不是今德福巷，而是另有其选。西安市档案馆现存当年市参议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乙项第20号提案这样写道：
李参议员仲三、李参议员纪才、叶参议员新甫等28人提《请选择本市冲要街衢以胡景翼、岳维峻两故上将之名命之以资纪念而昭殊勋，可否请公决》案(原提案第3年14号)
理由：查胡、岳两故上将(其革命史迹如册)勋名鼎立，功在党国，拟请照井上将街成例，以胡、岳二上将之名在本市开辟两街道二城门，以资永久纪念。
办法：(一)拟请市政府由端履门、柏树林至南城墙开辟一条街，定名为“胡景翼街”，并将原有便门(城门)定名为“景翼门”。(二)由北桥梓口、洒金桥、老关庙十字至北城墙开辟一道街，定名为“岳上将维峻街”，并将原有便门(城门)定名为“维峻门”，以崇殊勋而资永念。
文虽不长，但却清楚显示，这个建议是李仲三、李纪才、叶新甫等28人联名在市参议会上提出来的，而且：(1)案中拟改后的名称，称“街”而不是称“路”；(2)案中建议命名的街道有两条：一条叫“胡景翼街”，一条叫“岳维峻街”(“上将”二字当为衍文)，同时连带要命名的还有两个抗战时开的防空便门，即今天的文昌门和尚武门(小北门)；(3)案中拟称“岳维峻街”的原为“由北桥梓口、洒金桥、老关庙十字至北城墙”开辟的一条街道，而拟称“胡景翼街”的，则原为“由端履门、柏树林至南城墙”开辟的一条街(实际上两条街原来就有，只是宽度不足而已)。可既然如此，怎么后来拟议中的“胡景翼街”又成了“胡景翼路”，而且地方又由“端履门、柏树林至南城墙”，变成了“德福巷”呢?原来，此案提出后，市参议会大会决议：“原案通过，函市政府查照办理。”西安市政府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5月13日以市建测字第5029号代电呈请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鉴核示遵”，在略述诸人提案内容之后，代电认为：
查一市道路之名命，与其历史、文物大有关系，或以名人、或以名胜、或以物产、或以祥瑞，如此命名，方有意义。本市为周、秦、汉、唐故都，仅就名人而论，历代贤豪，曷可胜数?而本市无一路以纪念之，实为憾事!本府于草拟全市道路系统计划时，曾拟将道路名称，一并拟具呈核，嗣以事关重要，遂留待道路系统核准后，再行办理。兹准前由，拟援勿幕街成例提前实行，唯查端履门、柏树林两街北对新城，于将来全市公共建筑布置有关部；又北桥梓口、洒金桥、老关庙等街，在本市道路计划中，定为四十五公尺，为五大干线之一，历史上伟大人物尚多，遽而依议题名，或有未妥。复查本市竹笆市街、德福巷及梆子市街、大油巷，在本市道路计划中均定为三十公尺，与勿幕街相当，且其对城墙处亦均有开辟城门之计划，似可将竹笆市街及德福巷合并改为“景翼路”，颜其门曰“景翼门”，将梆子市街及大油巷合并改为“维峻路”，颜其门曰“维峻门”。
这也就是说，西安市政府原则上同意以街道命名的方式纪念胡、岳两个上将，但不赞成把“由端履门、柏树林至南城墙”这条街命名为“胡景翼街”，把由北桥梓口、洒金桥、老关庙十字至北城墙，这条街命名为“岳维峻街”。没别的道理，主要是“端履门、柏树林两街北对新城，于将来全市公共建筑布置有关”，而“北桥梓口、洒金桥、老关庙等街在本市道路计划中划定为四十五公尺，为五大干线之一”，匆忙地依议命名“或有未妥”。一句话，街巷命名关乎市政全局，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西安历史悠久，更伟大的人物多的是，得从长计议，慎重考量。如果现在就要改，而且说是要“照井上将街(1946年初命名，1947年初以不够确切改称勿幕街)成例”，那么既然胡、岳的身份不比井氏为高，命名街道自然也不能超过“勿幕街”的规模；既然现有的“勿幕街”道路计划中只有三十公尺，而“由端履门、柏树林至南城墙”事关全市公共建筑布置，“由北桥梓口、洒金桥、老关庙十字至北城墙”又为宽“四十五公尺”之大干线，自然只能另找两条无关全市公共建筑布置和“勿幕街”宽度相当的街道名之，恰好竹笆市街、德福巷和梆子市街、大油巷与之相仿，并且也都有“开辟城门之计划”，只好以此两条街分别命之，不过名称要叫“胡景翼路”和“岳维峻路”，而不是叫“胡景翼街”和“岳维峻街”。至于省府祝绍周是如何批的，不得而知。从1948年9月7日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肖炤文为调整街巷名称给西安市政府的签呈，及其所附《西安市应行调整之街巷门牌名称数目一览表》中拟将“南院门东西向、五味什字、南马道巷东西向、土地庙十字、草厂巷”等改为“维峻路”看，梆子市街和大油巷改称“维峻路”的意见似乎并未获得通过，但将竹笆市和德福巷改称“景翼路”倒却是批了。这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四日国防部第二厅通讯总所给西安市政府建设科的公函为证：
敬启者：兹本组门前马路(即景翼路114号)之下水道闭塞，污水无从流通，臭气熏人，实有碍公共卫生。兹特函请贵科派人疏通，以重卫生，至纫公谊。
此外，《西安市政统计报告》(1947—1948)的“三十七年新闻纸杂志登记”载万里通讯社社址在“景翼路151号”，也是一个证明，说明“景翼路”的命名确是不易的事实，否则《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也不会这么写，只可惜该志把同时命名的竹笆市街寂然漏载，又把命名的时间由1947年提前到1946年了。
“六合里”地名臆说
现今西安的地名，有两个以“六合”相称的：一为东北郊的“六合窑”(属新城区)，一为西北城的“六合里”(属莲湖区)。关于两个地名的来历，《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以下简称地名志)解释“六合窑”说：“1950年因六户人在此建窑得名”，解释“六合里”说：“抗日战争时期有六友人合伙在此买地六亩，划分为六块建房定居而得名”，实际上是把“六合”当作“六人合作”来理解。乍一看此说还蛮有意思，细一想又觉太过奇巧：说一个地方是六人(户)合建的倒也罢了，说两个地方都是六人(户)合建的，尤其是“六合里”，不仅人为六人，地购六亩，连盖的房子也是六院，就不免让人暗自生疑了。
而更让人生疑的，是档案记载，民国时期，在西安城东北角，也有过一个同样以“六合”命名的地方，叫“六合新村”，是1936年陕西省银行购地建造的，包括一德、二华、三秦、四皓、五福、六谷等几个庄子，著名的“七贤庄”便是其中之一；在繁华一时的南院门商业区，还有一个以“六合”命名的商号，叫“西京六合商店(或西京六合号)”。一村一店，两个“六合”，果真如此，这村名店号，又该如何解释?
难道这“六合新村”也是六人(户)合建不成?
难道这“西京六合商店”也是六人(户)合开不成?
我确实怀疑。
真的，我不想说，甚至也不敢说地名志的编者就是信“笔”雌黄。也许事情原来真的就像他们说的一样。但是我，包括许多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恐怕起疑之余，更多想到的是用典。因为“六合”二字，在很早的古代，就已经是一个固定的词汇，且从词义上讲，有三种解释：
一、指天地四方。典出《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汉崔骃《达旨》：“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唐李白《古风》第三首：“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都是这个意思。
二、指一年若干年季节月份相应的变化。《淮南子·时则》：“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
三、指古人迷信星历，以月建与日辰相配，选择良辰吉日，即“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己与申合，午与未合”。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
我想，革命公园以北、尚德路以西、北新街以东这一带，原为满族居民区，辛亥革命时毁为废墟，省银行在此新建一片村落，各庄都依其排定的序数带出一个典故命名，整个村落统名以“六合新村”，自然也不能例外，且显然是取“六合”之典的第一种解释，内蕴“天地之间一新村”的意思，颇有些自诩自矜的味道。南院门商业地段的这家商号取名“西京六合商店”，如果不是像今日某些泡馍馆招牌称“陕西第一碗”一样，夸它是“天下第一店”(取第一种解释)，也无非是(取第二种解释)想突出它商店商品的特点，说它一年四季生意都好，或四季商品都全而已。“六合窑”取义何在，我不敢说，“六合里”如果真是抗战时期建的，由于它是一般百姓所建的普通民居，气派上自然不能和“六合新村”相比，但却极有可能取“六合”一典的第二或第三义。也就是说，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旨在表明两层意思：一是期望一年四季祥和平安；二是它建房的日子选得好，十分吉利。而无论它取哪一种意思，都比较符合一般民众的趋吉心理，听起来不仅典雅上口，与它周围的崇新里、高阳里、福音里、平安里等里巷名称也较谐调。
档案显示，1948年5月，有个叫杨诚哉的人从通济南坊迁居药王洞北侧(在六合里附近)，把新址命名为“中和里”，“中和”也是一个典故，语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存焉”句，意思不过是说明或图个邻里和睦、无事不谐，推想他必定知道“六合里”的取义高古而存心效仿。当然，同地名志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持一样，我这样说也不过是因为对地名志的解释太过巧合的怀疑而引发的揣想。尽管现在我还无法做到用实例来证明这种想法，但是我宁愿相信它事实就是这样。
小南门历史考述
在古城西安诸城门中，小南门无疑是大名鼎鼎而又颇富平民色彩的一个。如同西安的城墙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一样，小南门也以其传奇的变迁，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可惜至今人们尽管感其亲切，时常谈及，却很少有人能说清它的来龙去脉，偶尔有人一试身手，如《井勿幕传略》①，如《西安通览》的“井勿幕”条和“四府街”条②，也不过各逞臆说而已，不仅所说命名的时间和主体都不准确，而且遗漏了小南门曾称“井上将门”，及称“井上将门”在先，称“勿幕门”在后这个基本的史实；而最近《西安晚报》所载赵仲才君《小南门为何曾名“勿幕门”》妄指小南门为清代增开，硬将它和距它尚有一段距离的甜水井攀扯到一起，说它之称“勿幕门”系由《易经》井卦爻辞“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而来，它之称“井上将门”，意即“井勿幕将军之门”，更是无稽得了得!为了正本清源，使读者对小南门的历史有比较准确的了解，本文谨据西安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对小南门的变迁作一简单的考述：
小南门是抗战时期为跑警报开的防空便门
说到小南门的历史，当然要弄清它是何时开凿的，前面几种说法之所以是错的，就在于他们谁也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
按明清的西安城墙，原只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进入民国的一段时间，仍复如此。这从刘镇华围城时期，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守城部队的布防和刘久攻不下的历史，足可验证。到了1932年，西安市政处曾有在南四府街口红庙门处(在今小南门附近)开一城门的拟议③，但未见诸实施。1935年，以国民党元老张继领衔的西京筹备委员会(重庆之先，国民政府曾拟将长安作为陪都，定名西京，从1932年6月开始筹备)，曾对西安的道路建设提出图表和意见，交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和陕西省政府三家合组的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西京建委)第七次会议审查，李仪祉委员(时任省水利局长)临时提议“南城另辟一门”。经决议：“在南城另辟一城门，其地点与北城所辟城门相对，函商省府，并交工务科会同市政工程处计划。④”从各种材料考察，亦似在今小南门位置(与今小北门即尚武门大致相对)，但也一直未见诸实施。直到抗战开始以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西安，这个问题才重又提到日程上来。而首先提到这个问题的，是曾在刘镇华被逐出陕西时任陕西省府委员的刘治洲(定五)先生。据档案记载，刘氏1939年3月某日曾给陕西省政府写过一个签呈，说：
近据本市地方士绅谈称：“每值敌机空袭，市民争相出城，以图掩蔽，以城南接近繁盛市区，而民众争出南门者尤夥，以致互相拥挤，途为之塞，车毁人伤，每有所闻，紧急惨苦，情殊可恤。因之群议在南门左右各辟一门，左方在中正街(按：即今解放路)直线处(按：在今和平门位置)，右方在与南四府街成直线处(按：在今小南门位置)，于是东大街、南院门等处繁盛地带之众，则一闻警报，便于疏散。”查该士绅等所议，尚属不无理由，谨代为转请裁夺施行。
签呈把开门的理由和开门的位置都说得明明白白，省府接呈后旋批省建设厅拟办。1939年3月28日，省建设厅即致函西京建委工程处：
案奉省政府交办。据刘委员定五签请在本市南门左右各辟一门，俾民众一闻警报，便于疏散一案，兹派本厅技佐王冀纯前往，会同贵处派员查勘办理。
事出非常，民命攸关，双方很快就开门之事达成共识，并亟督施工。到4月底，门即凿通，只是城墙原为土筑，而此门之开，又系权宜之计，未做长期打算，凿豁之后，辄现塌礧。1939年4月30日，省建设厅再次致函西京建委执行委员龚贤明，称：
查新辟四府街城门，原为临时防空之用，未经计划正式修筑。现因上端时有坍塌，尚需正式加筑砖碹。事关市政将来整个建设，似应请由贵会工程处设计，拨款兴修，并特派本厅技佐王冀纯前往与台端商洽。
结果又给该门加砌了砖碹。据本馆所藏工程结算表，承担此项工程的是同义建筑公司。1939年6月23日，该公司与西京建委工程处签订合同，6月26日开工，预定完工日期为1939年12月1日，后因情势所迫，建厅频催，实际11月中旬即已竣工，1939年11月11日西京建委工程处报会呈文有“现该城门工程行将修筑完竣”之语，即其明证。
如此说来，小南门的开辟，实在是1939年的事情，是西京建委工程处负责、省建设厅协助设计施工的，史证确凿，毋庸置疑。像前举诸例所说的几个时间，无论是清朝，民国初年，还是1927年，显然都是凿空之说!那时连小南门都还没有，还谈什么“勿幕门”的命名?而《西安通览》四府街条说的“……井勿幕居此，开凿街南端城门”云云，更如何能站得住脚?高明的读者，你说呢?
“小南门”是民间约定俗成的叫法。官方最初拟叫它“西南门”或“震海门”，但久未正式命名，为方便识记起见，人们遂按其所在方位以“小南门”呼之，并逐渐获得官方的认可。
有了孩子，就要考虑给孩子起名。小南门将开正开期间，馆藏档案常以“新南门”“南四府街城门”或“南四府街防空便门”呼之，门既凿通，其正式的命名也就自然提上了日程。如1939年11月11日，西京建委工程处的报会呈文就说：“查本市南四府街、大差市(此门尚未动工)、崇礼路(按：即今东五路)、西北三路等处防空便门，均经先后凿通，而南四府街一处复令加砌砖碹，以资坚固。现该城门工程行将修筑完竣，对于防空、交通，颇感便利，唯工程既已落成，自应定立名称，以垂永久，而资识别。”但起什么名字，最初意见尚不一致。
西京建委工程处主张：
兹按各该城门所处区域方向，及本复兴我国西南、东南、东北、西北各地文物，以完成建国大业意义起见，拟将南四府街城门定名为“西南门”，大差市城门(按：即今和平门和前文所说中正街直线处)定名为“东南门”，崇礼路城门(按：即今朝阳门)定名为“东北门”、西北三路城门(按：即今尚武门，俗称小北门)定名为“西北门”。⑤
而该会总务科则主张：
……拟新辟东门(按：即前所谓崇礼路城门)为“平夷门”，即平定岛夷之谓；北门(按：即前所谓西北三路城门)为“怀远门”，即怀柔远方之谓；南门(按：即前所谓南四府街城门)为“震海门”，即威震四海之谓，亦即震慑南海之谓；又大差市未动工之城门为“定原门”，即奠定中原之谓。⑥
好在名称虽异，而旨趣咸同，于是西京建委1939年11月15日召开第130次会议，决议“函省府征求意见”，其1939年11月20日致陕西省政府公函除将两种意见通报之外，又特别强调：“查西京居全国中心，为周秦汉唐之首都，为中华民国之陪都，战后定鼎，亦或于此，对于城门命名，允宜郑重其事，相应函请贵府妥予核定，见复为荷。”可是陕西省政府1939年12月15日复函，明确答复：
案准贵会28年11月20日市字第355号公函，以“新辟本市南四府街等处城门，应定名称，经分别酌拟”，嘱核复等由。准此，查所拟甚是，唯此次新辟各门，原为便于市民防空，系属临时性质，命名一节，拟应留俟战事结束，将其加以修理，略具规模，再行采用。
原则上赞成西京建委的拟议而没有具体说明定哪一个。因为此门(当然还有其他各门)原为防空便门，“系属临时性质”，不急，要等抗战结束一切都正规下来再说。但是西京建委这边却很急，12月6日又再次致函省府催促，理由且比前函更加充足：
查本会于11月20日以市字第355号函商(新)辟四城门定名，请贵府察照核定见复一案，迄今已逾半月，尚未准示复。兹以南四府街城门久已工竣，所搭木架，自应拆除，唯以各城门尚未定名题字，致延不能拆，实于交通方面多所梗阻，特再函请贵府察照前案，迅即示复为荷。
不料省政府主意既决，便不为所动，迟迟未予答复。无奈之下，西京建委工程处遂于省府复函旋发未到的12月15日干脆派员携笺直接找省府秘书处面请。

笺称：
案查本市南四府街新修城门工程已告完竣，关于该城门题名一事，曾由本处拟具意见呈请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核示办理，并已由会转商贵府指示在案。现已为日甚久，急待雕凿，兹派本处董监工员国珍前往贵处，即请查照，惠赐接见，告知决定办法，俾得该项工程及早竣事，以资识别而壮观瞻为荷。
面请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从省府延至12月28日复西京建委公函看，省府的态度并无丝毫变化：
案准贵会28年12月6日市字第364号公函，以新辟四城门命名，前请核定，嘱查照迅复等由。准此，查此案前准函嘱到府，当以新辟各门，原为便于市民防空，系属临时性质，其名称应俟战事结束，再行采用，业于十二月十五日函复在案。兹准前由，相应函复，即希查照。
事情至此，已无可商，从西京建委方面言，命名之事遂歇。但门既开而长期无名，毕竟于百姓生活不便，不能言及此门，便如王夷甫之呼钱，老以“阿堵”搪塞，于是人们不得不依其区域方位，循简捷易记之法，径以“小南门”呼之，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小南门”之名遂响当当矣，不仅一般的老百姓呼，有名的文化人也叫⑦，甚至后来政府方面也不得不予以认可，屡屡见之于公务文书，直到1946年初才有所改变。
抗战结束后，陕西各界公葬井勿幕先生，国民政府追赠井为陆军上将，省政府改四府街、琉璃街为“井上将街”，小南门为“井上将门”，以资纪念。
前面说到，小南门凿成之后，西京建委拟命名为“西南门”或“震海门”，省政府复以俟战事结束以后再说，但是谁能想到抗战竟一下打了八年!到1945年8月这个时候，西京建委早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1944年恢复的西安市政府。八年浩劫，百废待兴，按说此时谁也无暇再去想城门命名的事情，何况时过境迁，当初寓意深刻的所谓“西南”，所谓“震海”，也因无所寄托而不再有什么现实意义。可是，几个月后，重新命名的事，竟又提了出来，而诱发这一问题的契机，却是“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的公葬。
众所周知，井勿幕是1918年11月21日突遭横祸，身首异处的，十日归元之后，花板盛殓，匆匆槀葬，既与其地位声望不侔，更非陕西党人志士所愿，于右任当年就曾发誓“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所以自1943年起，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就发起成立了“井勿幕先生安葬委员会”，并在南郊清凉山购置墓园，拟将其重新安葬，后因时局关系，延至抗战结束才得举行。据本馆现存民国档案记载，当时公葬活动十分隆重：国民政府拨助百万专款并专委于右任回陕主持，且于1945年11月19日追赠井为陆军上将：地方当局除了11月21日上午举行万人空巷、备极哀荣的公祭公葬之外，还有一个期其永久的纪念，就是秉承中央之意，拟改小南门为“井上将门”，改南北四府街和琉璃街为“井上将街”。
此事的整个酝酿过程，因为资料的限制，目前尚无法确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话是于右任先提出来的。据1945年11月22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导，11月21日下午公葬礼成返城后，于右任曾对记者发表过如下谈话：
兹以中央轸念先烈，特决定于本年迁葬时，追赠陆军上将，发给治丧费一百万元，复派人来陕致祭。为永留纪念，将改西安某城门或某大街为“井上将门”或“井上将路”。
谈话透露了一个极重要的信息，却没有肯定地说是哪一个门或哪一条街。虽然这从程序上讲应该是地方来定的，但中央既有此意，地方自是感奋，而井“曾在南四府街居住”，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省府主席祝绍周很快召开第96次省府委员会议，说：“井上将勿幕先生致力西北革命，以身殉国，缅怀丰伟之功，弥切景仰之忱。兹为永久纪念起见，拟将西安市南北四府街、琉璃街(自小南门起至西大街止)改名为‘井上将街’或‘勿幕街’，小南门改名为‘井上将门’或‘勿幕门’，以垂久远。”到底定哪一个，提请会议公决。经过研究，会议“决议通过改为‘井上将街’、‘井上将门’”，并通知西安市政府“即于农历元旦起实行改名”。市政府遂于1946年元月28日通知省会警察局，“将小南门至西大街一段(即南四府街、北四府街及琉璃庙街等)，自本年2月2日(农历元旦)起，更名为‘井上将街’，小南门更名为‘井上将门’，除将该小南门门额改漆别缮外，合行电仰该局迅将南北四府衔、琉璃庙街各户门牌及各街各磁牌，一律改为‘井上将街’”，并于2月1日广张布告，俾民周知，2月4日，《西京平报》也跟着发了消息。
因为有公葬井勿幕的活动，才有以井命名的举措；因为有井被追赠陆军上将的史实，才有改小南门和四府街、琉璃街为“井上将门”和“井上将街”的可能。反过来说，没有井勿幕的公葬，没有井勿幕的被追赠上将军衔，也就没有或不可能有“井上将门”和“井上将街”一说。事情就这么简单而又明了。“井上将门”即“井勿幕上将之门”，所谓民国初年或1927年(《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还说是1938年)四府街改名“井上将街”的说法，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井上将街”叫的时间不长，又因不够确切而改名“勿幕街”，与此相应的，“井上将门”也跟着改称“勿幕门”，其原因，根本还在纪念井勿幕，而与《易经》井卦的爻辞无关，并且开叫的时间也比各家传说的晚许多。
《井勿幕传略》《西安通览》和赵仲才君的文章，都说小南门曾叫过“勿幕门”，应该说都讲的是确定不移的史实，不过时间比他们所说的要晚许多，而且原因也绝不是赵仲才君说的那回事。前面说过，在陕西省政府第96次委员会议研究四府街改名的时候，祝绍周曾有叫“井上将街”和叫“勿幕街”两个预案，结果会议决定用“井上将街”。什么原因，不得而知，笨想总应该有个说道。但是“井上将街”这个名字刚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省参议员杨云峰等八人即提出议案，要求更正为“勿幕街”，说：
查省会北至琉璃庙街、南至新南门(即小南门)易名为井上将街，用以纪念先烈井勿幕，礼也，唯以上将为名，意殊不然。盖井之为姓，非勿幕所独有；上将一阶，亦非勿幕所得专。假令吾陕他日有一井姓之人应上将之职，千百年后，谁复知此街究因何人而起?创造民国，功盖天地，孰如国父?纪念功德者，自中山县而外，各省都邑、县城门、街衢、公园，以中山名者，不可胜数。称颂元首，亦复如此，不闻以孙大总统、蒋委员长名者，有所专也。夫纪念国父、称颂元首，尚直用其名字，何独纪念勿幕而乃反称其官阶?且官职之称，亦何足重!远不必举，省会如卢进士巷、郭签士巷，何尝不以科目官职名其里巷，令有一人能举其名乎?而俗人且讹郭签士为“菠菜市”矣!如以井上将名街，非唯不足以尊重，恐将来与卢进士、郭签士同一湮没耳。或谓“井勿幕”三字，音不甚响，故以官名，亦不谓然。“井勿幕”三字并非哑音，生前呼之亦不聱牙，何独身后反生异议?如以“井勿幕”三字音不甚响，而“井上将”三字读之，又何尝顺口耶?
有理有据，头头是道。虽然全案讲的都是“街”而无一字涉及“门”字，但门与街既同一命名，说街实际也就是说门了。因此，祝绍周接到省议会转送的议案后，即觉得“核属可行”，1946年12月20日便训令西安市政府“仰该市长遵照办理”，而几乎同时，1947年元月18日，市参议会也致函市政府，说该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市参议员杨云庵等五人又提出相同的议案，拟请市府将“井上将门”及“井上将街”更名为“勿幕门”与“勿幕街”，希望市政府“查照办理”。市政府遂两案并作一案，如同前此改名一样，将门和街更名为“勿幕”，由市长张丹柏新书“勿幕门”三字，交事务股雇工用灰墁嵌制门楼之上，并于1947年3月17日布告市民，讲清改名原委，希其周知。从此，“勿幕门”的名字就开始使用并传布开来，直到解放后被取消，又恢复了“小南门”的名称。不过，岁月的铁笔，已将这三字着实地刻在历史记忆中了。
这就是“勿幕门”一名的来历，命名的原因、命名的时间和命名的经过，都清清楚楚。而且同样清楚的是，同“井上将门”与“井上将街”同时命名一样，“勿幕门”和“勿幕街”也是同时得名的，官阶和人名反映着不同的时间概念。明乎此，不用说我们就知道，民国初年或1927年就有“勿幕门”的说法是何等的荒诞，一般书中所说门叫“勿幕门”而街称“井上将街”，又是何等的不经，而赵仲才所说的“勿幕”语出井卦爻辞，“城门题名‘勿幕’，就是告诉人们：打完甜水后，不要把井盖住，好让别人来打。也有官吏关心民生的意思”，更是多么地不值一哂，不值一驳!